兴源视界

当前，我国环境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较难适应新常态、新形势与新要求，存在诸多问题。结合国外环境金融的发展经验和国内环境金融发展实际与未来趋势，笔者认为，需从以下“要务”着手全面加强环境金融建设。
 
　　强化环境金融与绿色发展的一体化建设。环境金融建设需嵌入绿色发展的宏大框架并全面适应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在绿色发展这个系统工程中全面规划并精准设计环境投融资战略及其体制机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密切关注不同时期绿色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以此为切入点。有重点、有步骤、一以贯之地推进环境金融建设，从而逐步实现环境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的深度一体化，使环境金融真正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强化环境金融中的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我国环境金融运行的瓶颈在于环境风险管理。环境金融中的风险管理特别强调对投融资选择与决策中环境风险乃至社会风险的监测与评估，这是一个复杂、精准的计量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能力的成长和应用，更应体现为包含风险管理文化、体制机制以及技术能力等在内的系统性、框架性建设。这其中包含了金融监管、行业自律乃至金融机构自身治理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完善与提升。风险管理是金融运行本质与核心层次的内容，必然涉及金融的方方面面，意味着环境金融建设必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强化环境金融中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环境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重大挑战和系统性重构，是一场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金融大变革。世界银行最早运用“治理”这个范畴描述和判断政治经济制度运转的健全程度，“治理”特别强调市场化与透明化前提下各类主体相互合作与协调。环境金融因内嵌于可持续发展这个宏大的框架和体系，其运行的背景、条件与特征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金融。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现实又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金融建设的复杂程度，其根源在于工业化所导致的规模、速度、扩张等观念长久影响着众多经济发展利益相关者，这些都与环境金融格格不入，却又恰恰使环境金融建设成为我国绿色发展的关键切入点。由此，环境金融建设的首要使命在于改善众多经济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发展观，因此，强化环境金融中的协同治理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强化环境金融中的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从发展趋势看，环境金融并无区域差异之分。但从环境金融发展的具体模式选择及运行环境与条件等角度看，环境金融具有一定的区域属性。影响环境金融的地理因素众多，诸如区域资源环境承载状况、财税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技术资源、区域人文环境及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等。也就是说，环境金融首先内在于具体区域，环境金融发展需密切联系特定区域经济金融体系现状来设计并推进。由此，因地制宜成为环境金融建设的根本特征以及基本原则和要求。
 
　　强化环境金融中的业态多维均衡建设。我国环境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环境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面临诸多瓶颈约束，环境金融产品与服务可选择性严重不足、环境金融产品与服务品种不均衡，目前仍主要依赖于绿色信贷，我国环境金融适应性与稳定性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我国绿色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投融资主体规模与结构的不断扩张和优化，多层次环境金融市场建设必将呼之欲出。应更好地运用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和机制，推动环境金融业态多维均衡发展，使我国环境金融运行更加成熟、稳定。
 
　　强化环境金融中的监测评价体系建设。目前，环境金融发展评价与监测虽已引起我国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但是，该领域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分析指标的完备性与合理性、数据来源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研究结果的权威性等均不尽人意。环境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状况难以得到真实呈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环境金融发展的有序推进与政策安排。应着力构建一个包括环境金融制度、市场、工具、机构及监管等在内的系统性、完整性的测评框架，并力求使这一框架具有可行性和可比性。值得强调的是，加大监测评价结果的应用也是强化环境金融监测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应用，才能真正做到对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检验。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腾飞，但为此付出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代价，环境治理刻不容缓。近年来，环保产业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并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促使环保产业向智慧环保迈进。
　　
　　所谓智慧环保，是目前较为先进的环境保护理念，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来实时监测，并促进污染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等。智慧环保并不等同于数字环保，是后者发展的延续和高级阶段。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便支持环保信息化发展。在1996年发布的《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中，指出重点整治污染水排放口要按照流量计，可算作是原始的在线监测系统。
　　
　　智慧环保是环保信息化的必然结果，我国高度重视智慧环保的发展。2013年，住建部下发智慧环保试点痛点，将云计算、大数据列为智慧环保核心技术，智慧环保迎来快速发展。
　　
　　智慧环保模式的关键在于对污染源监管，通过借助物联网技术，将传感器和相关设备嵌入大气、污染等监控对象，数据传输到后台，实现智能分析及预警管理。
　　
　　智慧环保的构架主要分为感知层、传输层、智慧层和服务层。感知层起到的作用是利用相关设备，实时感知污染源、环境质量等变化;传输层是将感知的数据，通过环保专网、运营商网络进行交互和共享;智慧层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并实时处理应对;服务层是建立面向企业、公众的信息服务，及时公开环境治理情况。
　　
　　目前，智慧环保主要市场参与者有IT软件服务商、环境监测和分析仪器厂商、物联网企业。其中，IT软件服务商涉足领域最广，企业数量最多，竞争激烈。随着智慧环保进一步发展，行业投资并购趋势或加强。
　　
　　研究分析，环保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到2020年，环保产业产值将达2.8万亿元，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环保产业增长迅猛，智慧环保也将因此跨入黄金发展期。
　　
　　预计在“十三五”时期，智慧环保有望获得加速发展，逐步从数字环保跨越至智慧环保，行业前景广阔。
 

最近，环保领域不少政策的出台，刺激了投资者们布局环保领域的野心，各类企业纷纷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跑马圈地已成常态，跨界并购也为数不少，想要借助环保转型切换跑道的更是大有人在。
　　
　　从年初至今，环保产业的并购案总计超过50起，金额达到300亿元。然而从企业们并购的目的来看，不外乎调整战略布局、产业链深耕、拓展细分领域。当然，发展壮大是唯一目的，而在各种利好政策陆续出台的“十三五”期间，有望出现千亿级别的大型企业，因此并购重组的热潮将会延续。
　　
　　从并购的方向来看，大概可以分为：平台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
　　
　　其中，平台化的环保公司是项目对接的优先选择，因此目前不少企业都致力于打造综合性、全阵容的环保服务供应商。
　　
　　而选择纵向并购的企业大多是遇到了企业发展的天花板，产业链的延伸有助于丰富公司的业务种类，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例如此前以土壤修复方案供应为主的永清环保近期就收购了加拿大一家公司，进而在土壤修复领域形成了涵盖研发、设计、修复药剂生产再到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的产业体系。
　　
　　也有的企业选择了横向并购，横向并购的主要目的是加码主业，进入细分领域。例如以生产环卫设备为的龙马环卫就收购了提供环保规划、环境损害鉴定、场地修复、泄露修复等服务的龙环环境，希望以后者为跳板，进入新的领域。
　　
　　环保产业并购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国环保产业体量巨大，但是企业规模确实小而散乱，行业并购既能壮大并购公司的实力，也能相应提升行业的集中度。
　　
　　与此同时，那些以技术服务见长、小而精的民营企业将会是平台化并购的重点。
　　
　　总体来看，环保企业的终极发展目标是同时具有技术研发、设备产品制造以及市场战略的全链条业务，而目前，国内企业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于已经完成并购的企业来说，如何对资源进行整合，渠道的对接，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平衡产业扩张与稳健经营，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据相关研究院《中国环保行业报告》的统计，目前我国环保产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土壤修复为例，美国的土壤修复产业经历了成长、爆发、调整等多个阶段，我国土壤修复产业也会走上与之类似的道路，企业想要获得产业爆发的红利，就需要做好前瞻性的布局。
　　
 

如今，在大气、水、土壤三领域中，独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目前已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经环资委25次全体会议，现正式对外征求意见。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付莎就如何理解立法相关内容做了介绍。
　　
　　付莎表示，征求意见稿主要就土壤污染防治基本制度、预防保护、管控和修复、经济措施、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做出规定。其中，“在管控和修复中分为两章，根据不同管理方式和特点，分设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而经济措施这一章也是立法中比较有特色的章节。”
　　
　　不重复规定，主要做补充规定
　　
　　“几乎所有的物质都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土壤，理论上说，土壤污染防治应该是废水、废气、废物诸多污染源控制，但是鉴于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因此征求意见稿对这方面主要做补充性和衔接性的协议。”付莎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不应该做重复规定，但是对一些衔接性的规定应该制定相关标准，比如环评中加入土壤污染防治内容等。
　　
　　“目前，土壤有害物质没有专门法律对此进行规定。因此我们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当中专门规定这么一个制度，也作为立法中重要的内容，希望从源头上管控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土壤。”付莎介绍，作为补充性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土壤有害物质及优先控制名录。在优先控制名录中，规定重点监管行业和企业，制定如年度汇报、定期监测等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开展农业技术指导，鼓励土壤改良措施，预防农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
　　
　　付莎表示，征求意见稿体现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规定未污染土壤优先保护，优先保护林地、园地、生态用地等。
　　
　　划分农用地、建设用地
　　
　　“对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不同，征求意见稿划分了两章内容。这也是我们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吸收的结构性主要意见。也是根据‘土十条’中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不同管理制度的政策要求。”付莎表示。
　　
　　对于农用地，征求意见稿按照污染程度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范，对优先保护、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地块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建设用地，设计了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对照名录制度。“在名录中，需要风险管控的地块，规定了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针对需要修复的土地，意见稿中规定了实施程序和污染防治要求。”她表示，建设用地修复在目前实践中已比较成熟，但仍希望通过立法能够有法可依，对修复流程加以规范。
　　
　　专设经济措施，建立基金制度
　　
　　修复资金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付莎表示，本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是专门设置了经济措施章节，也是回应了业界的期待。
　　
　　“我们立足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解决土壤污染资金筹集问题，首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加强财政投入。另外，我们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基金，规定了基金来源与使用。”付莎强调，这两个制度是相对的，因此针对比如政府组织的调查，包括制订标准、科研等常规性工作，希望能够通过财政资金的渠道解决。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办法找到污染责任人的土壤污染场地和地块，可以通过基金的方式解决。
　　
　　“基金的资金有专门的管理流程，除法案当中对主要使用范围有专门规定外，还将授权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管理制度。”
　　
　　付莎透露，为了鼓励社会力量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法案将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措施上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有关企业办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没有做硬性要求。
 

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土壤小分队”课题组近日将自己的暑期实践成果进一步整理，撰写成《道路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及分布》论文。
　　
　　学生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砷（As）、镉（Cd）、钴（Co）、铬（Cr）、铅（Pb）、锰（Mn）、锌（Zn）6种重金属元素，发现距离道路越近，这些元素的浓度也相应增大，这说明道路对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有一定影响。
　　
　　今年2月，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学生翟道京、李晨阳决定组队做一次有意义、有效果的社会实践，并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团队。5月下旬，队员们确定把土壤污染问题作为选题方向。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各尽所长。数理方向的负责数学建模、数据分析，生化方向的负责样品处理、实验分析，社会学方向的负责设计分析调查问卷，汉语言文学方向的负责创作宣传材料、运营微信公众号。
　　
　　7月初，队员们参照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完成了现场的两次取土工作，并在高年级学长指导下，自己动手完成了称取、酸溶和定容等实际操作。8月中旬，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了光谱分析。获得数据以后，队员们进一步分析处理，并整理成报告。
　　
　　队长李晨阳介绍说，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对金属污染物的标准分为Ⅰ类、Ⅱ类、Ⅲ类，分别是维持自然背景的土壤环境质量限制值、保障农业生产的土壤限制值、保障农林业生产和植物生长的土壤限制值，对应着一级标准、二级标准、三级标准。考虑到高速公路周边的土地可能被用作农田或者林地，队员们就主要参考了二级标准和三级标准。
　　
　　队员们采集了一条高速公路周边两段路线的样本，每一段都分别采集了道路南北两侧的土样，样本共分为4组，每个重金属元素有25个数据。分析主要考虑各重金属元素的浓度与道路距离的关联性，以及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相关性。
　　
　　数据分析显示，砷（As）、镉（Cd）、钴（Co）、铬（Cr）、铅（Pb）、锰（Mn）、锌（Zn）6种重金属元素中，镉（Cd）元素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说明取样土地如用于农作物种植具有一定污染危害的可能性。
　　
　　横向对比显示，同种元素4个采样地点浓度分布呈现出距离道路最近处浓度最高，浓度随距离增加下降又升高，达到一个次级峰值后，继续下降的趋势。而且同种元素的次级峰值与道路的垂直距离基本一致，不同种元素的次级峰值距离道路的垂直距离存在区别。
　　
　　队员们由此推论，6种重金属元素浓度分布与距离高速公路的远近有关。由于砷（As）、铬（Cr）、铅（Pb）和锌（Zn）的数据表现出较强相关性，队员们进一步推论其主要源于汽车尾气与刹车制动装置磨损，但目前这一假说尚未得到有力的数据验证。
　　
　　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土壤污染的认知程度，小组成员还开展了线上和线下调查问卷，共获得550份问卷反馈，包括240份纸质版和310份电子问卷。问卷结果显示，公众认为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是对自己生活影响最大的，水污染紧随其后，一致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有必要性。
　　
　　具体而言，公众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知识比较一知半解。对土壤污染物的认识，有74%的公众认为农业有机物是主要污染来源，有80%的公众认为是重金属。就道路和土壤污染的关系，60%的公众认为有一定关系，但关系并不大。此外，国家近期出台的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文件知晓者不足24%，说明相关的大政方针公众传播力度不够。
　　
　　参与本次社会实践指导的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涛认为，由交通污染源造成的道路两侧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尤其是铅、镉、铬、锌等重金属的污染积累规律、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对土壤环境、农作物质量和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学生们运用的采样、分析方法基本合理，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虽然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样品采集的数量和数据分析的深度还有所欠缺，但实践活动本身对团队成员和被访问人员都具有较高的教育和科普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总量和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对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但粗犷式的制造水平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求，绿色低碳发展是必然选择。绿色制造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一。
　　
　　日前，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作的通知》，提出2016年至2018年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作，促进制造业绿色升级，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试点城市建设顺利
　　
　　江苏镇江丹阳的明月视光产业园定位于全球领先的视光产业园，计划分三期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总投资20亿元，建成后，设计总产能50万片/天。目前一期建设已经完成，产能达12万片/天。
　　
　　在产业园的填充室内，可以看到，十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往模具内填充树脂，室内却闻不到任何异味。
　　
　　江苏明月光学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公兴表示，公司目前各工序都是采用业界领先的全流程生产、检测设备，为生产高品质镜片提供支持。
　　
　　在园区建设方面，他们不断优化厂房结构布局，采用单层全封闭循环工艺设计，效率组合更佳，功能配套也更完善。
　　
　　“作为生产眼镜的企业，员工健康是企业关心的重点。”谢公兴说，车间在设计之初就从员工的健康出发，配套新风、恒温恒湿和废气吸收处理系统，确保给员工提供洁净、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此外，公司的三废排放标准也优于国际，废气零排放，废水循环利用。
　　
　　在江苏仅一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一号园项目现场，可以看到，5.8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正在紧张安装建设中。该项目是融科技、节能、生态、人文为一体的绿色智能化综合体，包括车间、行政中心、游泳中心等各类功能区。
　　
　　项目工程师张一鑫介绍，项目在规划之初，就按照零污染、零排放、零消耗的理念规划设计。建设时挖出的土方围绕项目一圈堆放，目前土堆上已经植树固土，今后将开辟健身步道，方便员工锻炼身体。此外，张一鑫说，一号园项目内还有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湖面，湖水也将会循环利用。
　　
　　2015年5月份，经工信部批复，镇江市成为全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据了解，2015年，全市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7.40%，绝对值为0.515吨标准煤/万元；“十二五”期间，全市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5.69%，超目标42.72个百分点。
　　
　　镇江市经信委主任卜晓放介绍，自实施“三集”发展战略以来，制造业在集中集聚集约发展中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全市规划的20个先进制造业园区面积为242.6平方公里，占全市生态保护区域外国土面积的8.2%。去年底，制造业园区的产业集中度已达到70%，整个工业已占到全市GDP的一半。
　　
　　强调“系统”和“集成”
　　
　　事实上，今年以来，绿色制造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我国先后发布了《绿色制造2016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文件。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十一五”和“十二五”连续两个5年计划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虽然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的总体水平仍然偏高。现阶段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难以长期支撑传统工业发展模式。
　　
　　“要突破我国工业由大转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依靠全新的模式和机制，绿色发展正是对工业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等的一次全面、深刻变革，必将有效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改善工业的整体素质和质量。”这位负责人说。
　　
　　《关于组织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作的通知》提出，2016年至2018年将重点解决机械、电子、食品、纺织、化工、家电等行业绿色设计能力不强、工艺流程绿色化覆盖度不高、上下游协作不充分等问题，支持企业组成联合体实施覆盖全部工艺流程和供需环节的系统集成改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马庆斌指出，《通知》侧重点在“系统”“集成”两个关键词，强调绿色发展的“合力”。马庆斌说，原来很多改革政策往往按照行业制定，按照部门实施，但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应该思考实体经济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这个时候要更加强调各个部门、各个部委、各个行业间的系统化，形成合力，推动我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于经济转型升级，让我国经济由大变强。
　　
　　另一方面，通知特别提出要重点解决机械、电子、食品、纺织、化工、家电等行业绿色升级。马庆斌认为，这些行业都属于传统产业，注入“绿色发展”的理念后，将与新兴产业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马庆斌表示，要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科技、新技术，另一方面还要把传统产业发展起来。《通知》提出来机械、电子、食品、纺织、化工、家电等行业，表面是传统行业，但是如果赋予它们新的智慧和信息化，它们就会迸发出新的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新动力不是简单的抛弃传统产业，而是注入新元素、新政策，让这些产业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
　　
　　将建100项绿色标准
　　
　　《通知》还提出了中国制造绿色升级的具体目标和三大任务。目标方面，将通过几年持续推进，建设100个左右绿色设计平台和200个左右典型示范联合体，打造150家左右绿色制造水平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绿色工厂，建立100项左右绿色制造行业标准。三大重点任务包括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关键工艺突破和绿色供应链系统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认为，这其中建立100项绿色制造行业标准，将成为中国制造未来竞争的新优势。
　　
　　刘瑞说，这次提出要建100项绿色制造行业标准，对整个制造业来说并不算多。按照要求，标准的建立是从设计到制造工艺、再到后续的供应链，这是一个全流程的覆盖，解决了过去绿色标准碎片化的问题，也为如何提高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通知》将推动中国绿色制造水平的提升。”刘瑞指出，在“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重要一环，过去绿色发展的概念比较模糊，大家都是各自为政来搞绿色发展。“《通知》要求从头到尾都要贯彻‘绿色’，对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绿色化将起到关键作用。”刘瑞说。
 

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下称“国发69号文”)，明确了要在环境治理领域大力推进第三方治理的发展，明确了第三方治理的定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治污模式。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就《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示范文本)》(下称《合同(示范文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由此推动第三方治理的落地。但是，时间过去近两年，第三方治理的落地仍是政府与产业共同的“难题”。第三方治理缘何落地难，应该在哪些领域重点推进，本文将从此两点进行论述。
　　
　　一、范围之泛化
　　
　　国发69号文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层对于包括工业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并且首次将环境修复纳入第三方治理范围。但是，恰恰是文件所包括的环境治理范围之广，反映出了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上，就存在对第三方治理所含范围的泛化。
　　
　　文件中明确提出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重点，改进固有的政府管理和环境服务模式，创立新机制，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从文件明确的内容来看，第三方治理涵盖了几乎环保产业的所有方面，包括市政基础设施中的环境公用设施，也涵盖了工业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最重要的是，还涵盖了污染场地治理和区域性环境整治这个我们称为跨时域的、商业模式缺乏而导致环境需求巨大而转化成产值效率极低的环境修复市场，通过的是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即合同环境服务)的方式。
　　
　　第三方治理一词的本源是指工业领域的政府监管方、工业排污方和环保治理方(作为第三方)，国发69号文的泛化稀释了"第三方"背后的核心逻辑和工作重心。薛涛对中国固废网表示，对于在第三方治理中最终责任归属和过错认定方面，需要有特别的研究，因为范围的泛化导致对上述问题的针对性的措施严重不足。
　　
　　二、落地之阻碍
　　
　　除上述所提当前第三方治理存在严重的泛化外，第三方治理在落地层面依然存在较多阻碍。据估计，我国工业污染占总污染的70%，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仍相对较低，据E20研究院分析判断仅有5%左右，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已达50%左右。可见，推动工业污染治理的专业化，仍需要一段路要走，也仍然可见，第三方治理的落地依然没那么容易，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在“第三方治理的三大难题和两个思路”一文中曾提出当前第三方治理治理面临的三大障碍：
　　
　　首先是工业企业的支付信用问题。这是第三方治理存有阻碍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委托运营方式，支付不到位，对环保企业的运行会有影响，最终导致两方责任不清而扯皮。而如果采用BOT方式，由环保企业垫资环保设备，更会扩大其对支付信用的依赖性，工业企业的支付信用就会成为致命的因素，推行第三方治理的压力也会增大。
　　
　　其次是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这是导致第三方治理发展不力的关键性原因，也是根本性原因。环保本身属于政策市场，更看重于工业企业被政府监管的力度。如果政府不缺位，不为追求GDP去降低环保标准，才可能出现第三方治理的基本土壤。环保企业监管不到位，设施不能进入真正的运营，即使是运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支付信用的问题；同时，即使是已经投入运营的环保设备，因存有减少成本的动机，也可能会出现支付信用的问题。
　　
　　最后是需要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第三方治理本身属于一个标准的合同环境服务。环保局的监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合同签订和执行中某些复杂商务和技术问题的矛盾分析、责任认定和争议处理，都需要引入其他专业机构来帮助，使得双方依据合同的委托关系运行变得有序，使得政府在监管企业中的处罚行为更加科学，这个仍需要一个过程。
　　
　　当前，上述三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但是最近E20研究院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第三治理在工业污染治理的资源化领域出现落地的现象。
　　
　　三、生态化、资源化或将是第三方治理落地的突破口
　　
　　毋庸置疑，资源化、生态化将是环境产业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大趋势。E20研究院院长傅涛曾对中国固废网表示，“在生态文明生态体系之下，大部分价值是生态产生的，人的劳动只不过是跑马圈地，是一个通道；所以在生态文明之下，公司的价值在于占有通道。”“生态化时代，资源将在产业链中循环流转，在一个环节利用结束后都会有下一个环节来承接，企业的最高境界是把自然的资源链接起来，成为入口。”基于傅涛院长所提“两核心一增量“的产业生态圈层方法论，能够打通工业污染治理的资源化通道，形成生态化产业链，是第三治理可能落地的关键点。因此，在当前来说，工业污染治理的资源化或将是第三方治理落地的突破口。
 

对于近两年来东方园林在环保行业的强势跨入，有人曾不以为然：这不过又是一个以为有钱就能做环保的“野蛮人”。而就是在这样的争议中，这个曾经的园林绿化巨头已经完成了初步战略转型，成为现今环保PPP项目中重量级的竞争者。
　　
　　一方面，当下国内PPP项目的大体量及对融资特性的过分强调，确实让融资能力强、融资成本低的企业更受欢迎；而另一方面，一些“跨界”企业的原有优势资源和业务，主动或是凑巧迎合了目前综合治理、环境建设项目更加多元的需求，相比传统环保企业，在产业融合方面具备更多的优势。因此获得更多市场机会，也符合逻辑。
　　
　　既要懂治理
　　
　　还要会开发
　　
　　盘活产业和多元开发，现在已经成为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新课题，同时也是迫切需求，围绕环境整治、生态建设进行的产业开发可以对前期投入进行利益分享和“反哺”
　　
　　曾在今年引发热议的北京通州280亿元水治理大单不久前尘埃落定。其中，北控水务和东方园林组成的联合体拿下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包，即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水环境治理（北运河生态带）PPP建设项目。
　　
　　据介绍，项目合作期为25年，暂定总投资约70亿元（不含项目用地移民征地拆迁补偿费）。其中主要包含两个工程，延芳淀湿地工程，投资50亿元；北运河水质净化厂工程，投资20亿元，设计水量为55万m³/d。
　　
　　“在这里建设净化工程的目的是净化来水，将更为优良的水质注入通州当地水系，为新城建设打好生态基底。”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旭介绍说，他们负责的延芳淀湿地工程项目，核心功能是水源净化，但同时要具备湿地景观、科普教育、休闲娱乐等功能。
　　
　　“设计项目时，要考虑包括水安全、水质提升、林地保护、城市景观、历史文化、市民需求等因素，还要进行产业开发的设计，在规划时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识别和制定对应策略。”他说，沿河上游建成绵延十几公里的生态带，下游是万亩湿地公园，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周边的村镇发展和需求，将市民休闲娱乐、科普教育、旅游开发融入进来。“通过对北运河的生态基底的打造，力图将周边产业全部盘活。”
　　
　　据了解，盘活产业和多元开发，现在已经成为流域水环境治理中的新课题，同时也是迫切需求。业内人士指出，经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后，原有地块如何获得更好的增值，是地方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前期投入非常大，但从付费机制上，现在只有供排水收费，这中间存在巨大的缺口，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围绕环境整治、生态建设进行的产业开发，如地产、金融、旅游等，可以对前期投入进行利益分享和‘反哺’。”
　　
　　而在这方面，东方园林这样的“门外汉”却有了传统环保企业不具备的多元业务优势。其旗下的文化、体育、旅游等多个业务板块，已拥有多年实践经验，有待在上述类型项目中发挥更多的协同效应。
　　
　　事实上，近年来他们还在积累更多旅游开发、体育等方面的项目实践经验。比如近期与长春高新文化旅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与都市高尔夫合作，共同打造包括球场赛事体育公园、文体休闲旅游景区等。
　　
　　“好的环境建设根本上是要为人服务的，怎样把人聚集起来，打造相关产业是重头。结合通州当地‘十三五’规划中的产业布局，我们也在北运河项目中设计了一些新的产业，比如村镇旅游、休闲民宿、古城观光等。”刘旭表示，希望通过周边的产业融入实现土地增值，使得前期的巨大投资得以逐步回收，塑造政府、公众、企业多方共赢的局面。
　　
　　生态这张牌
　　
　　在PPP很吃香
　　
　　订单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80%以上项目由PPP模式项目构成。一方面吸引传统环保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以联合体方式中标；另一方面，提升独立拿单能力
　　
　　有统计显示，2015年至今，东方园林订单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80%以上项目由PPP模式项目构成，传统纯景观园林项目已较少。而在流域治理方面，其在湿地开发等生态建设领域逐步积累的优势，成为争取项目的加分项，或者与环保企业合作，或者单打独斗，不断将订单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