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源视界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在发展中倡导绿色、生态、低碳、循环的理念，改变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对于保障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行进至关重要。绿色发展理念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认为中国强调绿色发展，展现了大国的决心与担当，为全球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绿色发展，显示中国从上到下的决心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南部非洲中国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克莱顿·哈兹韦内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关注到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生态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土壤、大气、水资源等污染问题是摆在中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哈兹韦内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十三五”规划中，有“很深的绿色发展印记”，这显示出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中国正走上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

哈兹韦内说：“中国‘十三五’规划将防污治污、环保监控作为重点来抓，环保投资增长迅速且规模巨大，这将受到广泛的欢迎。这也充分说明，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优先事项。随着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国未来将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更加绿色、低碳。”他表示，相信绿色发展将引导中国发展思维的转变，促使经济增长向更加“环境友好型”转变，为中国现代化铺就绿色大道。

东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高级职员奈吉尔·翰特尔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体现了一种从上到下的决心。“中国政府主动淘汰落后产能、重新修订环保法等，表现出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而环境保护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境保护的点点滴滴也正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翰特尔认为，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将很快会有质的飞跃。

绿色发展，将人类福祉置于中心位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举措，它将人类福祉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确保自然资产继续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与环境服务。绿色发展扩展了财富、福祉、增长与发展质量的传统定义。

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理性的方式优化资源利用，引导选择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那些将绿色发展置于中心位置的政府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同时保护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资源。为了避免自然资源的枯竭、气候变化与社会不安全，协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认为，绿色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证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这一发展理念有助于让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拥有更山清水秀、适宜人居的好环境，对于全球生态安全来说也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皮卡尔说。他指出，绿色发展在成为中国未来发展重要目标的同时，中国没有忘记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想法能够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埃及《黎明报》记者艾哈迈德·哈桑刚刚撰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清洁能源的报道，他对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非常赞赏。哈桑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优化能源使用效率、提升产业结构，煤炭等传统能源占比逐步下降，发展更加绿色，这对以消费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中东地区很有启示。

绿色发展，使整个世界从中受益

法国总统气候与环境国际谈判顾问玛丽—埃莱娜·奥贝尔对本报记者表示， 法国政府非常关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希望中国政府提出的构筑生态文明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能源转型与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

奥贝尔告诉记者，中国政府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表明中国政府希望能源转型与经济现代化朝着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绿色发展被提升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也被确定为法中未来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奥朗德总统访华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双方在绿色发展领域业已存在的合作。

奥贝尔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大会，并为大会成功作出贡献的愿望。中国的作用尤其对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有关气候的声明与贡献将对国际谈判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及其未来协调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之路，将被全球许多国家看在眼里，并将被学习模仿。

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能源研究项目主任艾哈迈德·甘迪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绿色、健康发展对世界非常重要。“中国走出一条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发展之路，将使整个世界从中受益。”甘迪勒说。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我国新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勾勒出了“十三五”时期绿色发展蓝图。

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未来5年生态环境保护将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从“三个坚持”到“五大发展理念”，从绿色发展到保护优先，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未来5年环境保护的奋斗目标，新目标、新理念、新部署，亮点纷呈。

对此，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部主任俞海认为，在目标上，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表明党和国家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体现了党和国家要在未来5年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短板的决心；在理念上，提出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这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和“五化同步”总体战略布局一脉相承，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作为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在环境治理领域，明确了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是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和总体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

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主任石磊看来，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必将极大增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公报》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十三五”发展目标，为未来5年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绿色发展成为“十三五”规划的要义和核心内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开始进入全面绿色化的新常态。大连理工大学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武春友表示，《公报》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阐述，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表明了我国政府坚定地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

提高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既往的污染治理转变为提高环境质量，既表明党和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回归其根本目的的明确要求，同时也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

“十二五”规划提出环境质量要明显改善，《公报》则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新要求，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公报》明确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之一。这是区别于以往相关表述的重大变化。

在石磊看来，这也是《公报》的亮点之一。《公报》强调了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通过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来强化环境治理的环境保护工作思路。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无论是从治理理念、治理手段还是治理目标上，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武春友认为，当前的环保工作有以下4个特点：第一，新高度。生态和环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和意义已经被正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

第二，新要求。从治理理念方面，生态与环境保护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维持、修复与阻止恶化，而是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和优化。从治理手段来说，对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范围和严格程度也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新视角。新一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治理，已经逐渐从过去被动式的管理，逐渐转向主动式的宏观治理和全面优化。

第四，新目标。从国家战略目标来看，生态化已经成为与“旧四化”并驾齐驱的“第五化”。国家在新阶段环境治理的目标，将会从上一阶段的“降低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提升为“促进绿色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演化升级为新目标。

应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和质量总体改善战略目标的确立，凸显了环境保护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新阶段环境保护工作的方向。“环境污染治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环境保护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社会共治，共治和善治将成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式；环保工作重点由污染总量控制向质量改善转变，使得环保工作与公众诉求相契合，污染治理与维护公众健康相匹配。”石磊说。

新形势、新目标为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围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目标推动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俞海认为，需要转变目标。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紧紧围绕提高环境质量这一目标，改革制度、配置资源、提高能力，要使人民普遍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

《公报》提出了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必将促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提升和优化

武春友认为，《公报》中提出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是我国环保工作的一个极大的突破，将极大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健全。

他表示，由于过去我国环境执法实行属地管理，受属地权力约束较多，执法缺乏刚性，且易导致环保数据造假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后，环境执法的体制机制将更加顺畅，地方环保部门能较好地摆脱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这不仅能保证执法环境的重大改善，也是执法环境绿色转型升级的重大体现，有利于环保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石磊认为，公报所提出的“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其释放出的是国家强化环境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增强管理权威性的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必将带动整个国家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形成环境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具体而言，实施环境监测权力上移，有助于减少地方保护对于环境监测的影响，确保监测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同时也提高了监测信息的收集、传递效率。另外，监测权力上移，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地方监测资金短缺的困境。而对于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则强化了环境监察的威慑力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环境监察的公平性和独立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此前能够做到省级以下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的地区很少，此次《公报》正式提出，代表中央管理思想的转变和提升。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能够把一些根本性的障碍祛除，意义非常重大。”马中说。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改革的出发点是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以及环境监察执法的权威性，避免地方不适当的干预。在俞海看来，本次改革涉及面广，不仅仅是行政体制和管辖权的变化，还涉及到未来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工作范围和职能的变化。未来具体的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体制改革应根据各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和现实条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各地可围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设计适合当地情况并能行之有效的体制安排。

过去冬季常常出现的“气荒”现象，今年料将不会重演。在日前由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九届石油市场研究成果交流会”上，来自业界的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天然气市场需求增速大幅放缓，资源过剩风险凸显。

根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预测，今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仅为1920亿立方米，资源过剩超过100亿立方米。近几年还将有大量进口天然气长期贸易进口合同进入执行窗口期，每年至少需要150亿立方米的市场增量才能保证消化过剩资源。

“2000年至2013年，中国天然气年消费量从245亿立方米增至1705亿立方米，年均增速高达16.1%。但受经济增速放缓、冬季气温偏暖、价格水平相对较高、替代能源快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从2014年开始天然气消费增速大幅下降。”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天然气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王海博说，“今年前9个月天然气消费累计增速仅为2.5%。”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钱兴坤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油气消费缺乏新亮点，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油气增长缓慢，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在浙江这样的水乡，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因此，治水不仅是环保的事情，更成为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种推手。工业治水促转型工作是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决策部署的重要内容，这些年，浙江省推动产业调整升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水变清则成为了转型升级最直接的一个标志。、

浙江因水而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但由于我们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和技术上的欠缺，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河网湖泊甚至处于亚健康状态，江南水乡闹起了“水荒”。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迫在眉睫。

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表里，转型升级之功一日不成，水污染之害就一日难除；反之亦然，水污染之害一日不除，转型升级之功也一日难成。在浙江这样的水乡，水变清是转型升级最直接的一个标志。只有把治水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才能真正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

2014年1月2日。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嘉河工程、杭嘉湖地区环湖河道整治工程、苕溪清水人湖河道整治工程、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四大工地机器齐鸣，吹响了新一年“五水共治”的嘹亮号角。同样景象出现在全省各地。浙江“五水共治”拉开大幕。去年以来，在各地治水初步实践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作出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以“重整山河”的雄心壮志和壮士断腕的豪迈斗志，全力推动治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治出转型升级的新成效，治出面向未来的新优势，治出浙江发展的好局面。

2015年5月，浙江召开工业治水促转型工作交流会，并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决策部署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委领导肯定了去年以来工业治水促转型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下步工作提出三点意见:

紧盯考核目标。工业治水促转型工作是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决策部署的重要内容，也是省政府对我委2015年工作责任制考核的一类目标。要增强大局意识，紧盯考核目标，分解落实任务，合力抓好推进。

突出工作重点。工业治水促转型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腾笼换鸟”、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抓好工业水污染重点行业整治、工业节水治水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工业节水型清洁生产企业创建示范、工业治水信息化试点示范、工业治水促转型典型经验总结和推广等“五个一批”年度重点任务。

重视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落实季度交流、年度考核等机制，推进工业治水促转型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推进转型升级要以治水为突破口，这是由浙江的省情决定的。

浙江地域空间不大，环境容量有限，特别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涸泽而渔式发展道路走不通。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企业大多是小而散的，这些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浙江的结构性污染突出。治水须先治理这些企业。

据2011年环境统计分析数据，浙江杭州、金华、衢州三市的化工、造纸和印染三大污染行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71.8%，氨氮排放总量占79.8%。

因此，治水不仅是环保的事情，更成为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种推手。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基层调研时曾多次提到，水环境综合治理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只有把治水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才能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治水就是浙江转型升级的‘纲’”。

转型必先汰劣，治污必先治水。不论从浙江发展现阶段特征来讲，还是从环境要素制约来讲，浙江的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歪路和低水平发展的老路，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持续活力和不竭红利。

江河湖泊储存着丰富的淡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耕地大量开发并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地表水水质变差，湖泊尤甚。水体中的TN、TP严重超标，富营养化现象严重，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环水有机农业系指在重要的湖库周边、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源集水区等水环境敏感区域采取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与水质保护相结合的一种环境友好型农业模式。有机农业不仅向社会提供优质农产品，还可以推动江河湖库周边区域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民水环境意识，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生产与水质保护相结合的和谐发展。
　　
　　农业面源污染成水体污染最大来源
　　
　　全球范围内，水资源的污染和清洁水源的短缺都在不断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大江大湖流域水体污染最大的来源之一。美国环保局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是美国河流和湖泊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导致约40%的河流和湖泊水体水质不合格，是河口污染的第三大污染源，是造成地下水污染和湿地退化的主要因素。在欧洲国家，农业面源污染同样是造成水体，特别是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首要来源，也是造成地表水中磷富集的最主要原因，由农业面源排放的磷为地表水污染总负荷的24%～71%。例如在瑞典，不同流域来自农业的氮素占流域总输入量的60%～87%；芬兰20%的湖泊水质恶化，而农业面源排放的磷素和氮素在各种污染源中所占比重最大，占总排放量的50%以上，各流域内高投入农业比例大的湖区更容易导致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富集。
　　
　　我国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国控断面中，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4.8%、9.0%，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与此同时，多数湖泊均呈现出富营养化状态。
　　
　　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水体污染最大的来源。2014年，全国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294.6万吨，其中农业源1102.4万吨，占48%；主要污染物氨氮排放总量为238.5万吨，其中农业源75.5万吨，占31.6%。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投入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2.8倍，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畜禽粪便的还田率仅为30%～50%，农业生产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透进入附近水体，引起水域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水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健康，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环水有机农业有利于保护江河水质
　　
　　有机农业是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只有将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的良性循环才有可能大幅度减少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排放，发展有机农业就是实现此目标的最佳选择。江苏南京溧水区有机水稻田间试验表明，通过有机农业的测土配肥控氮固磷集成技术能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在不降低作物产量的前提条件下，选择水稻与小麦、大豆与小麦的轮作，制定合理的施肥方案，监测作物生长过程中农田径流水的水质，结果表明，有机种植区域流出水体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由4.6mg/L、5.34mg/L、0.68mg/L减少到2.1mg/L、0.45mg/L、0.08mg/L。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太湖地区有机稻麦生产系统一年可较常规稻麦系统减少21.8kg/hm2的氮排放。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结果表明，有机蔬菜种植模式对耕层土壤的氮素累积贡献最大，且较无公害和常规种植模式相对高产；有机模式土壤氮盈余较少，表现出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长期施用有机肥与化肥相比可以提高土壤真菌多样性，改变其群落结构；有机模式的土壤环境处于富集状态，食物网结构最稳定。
 

“我来自浙江宁波的一个农村，那里有一条河。我离开家的时候，河里的水可以淘米、洗菜、做饭，夏天游泳更不用说。现在，河水已经臭了……”对儿时的美好描述，是否只能停留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赵鹏高的回忆里？日前，赵鹏高在2015年清洁生产论坛上表达了上述困惑。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绿色发展作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清洁生产是坚持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为改变环境现状作出努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这是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十三五”的规划制定建议。
　　
　　实施清洁生产，才是将赵鹏高的美好回忆重新变为现实的有效途经。
　　
　　从源头防止污染产生
　　
　　污染一定要从预防开始，一定要从“源头”防止污染的产生。
　　
　　“雾霾产生后，只能靠刮风、下雨才能消散。”赵鹏高说。目前全国产生的3500多万吨废弃物，有2000多万吨没有得到安全稳妥的处理，“这些污泥乱堆放在河边，一旦下雨，又回到水里”。
　　
　　“污染一旦产生，治理起来相当困难，这就是我们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的理由所在。我国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赵鹏高在2015年清洁生产论坛上说。
　　
　　“清洁生产就是通过不断的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多种措施，从源头上促进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实现污染物的减排。”北京节能环保中心产业促进部副部长李晓丹给出了自己对清洁生产的认识。
　　
　　“在生态环境方面，清洁生产是将污染防治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这样从根本上直接减少了社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环境监管方面，利用清洁生产淘汰落后工艺与设备，污染物达标排放，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管理规定，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监管制度建设及推进实施。”说起清洁生产的好处，李晓丹如是说。
　　
　　而一些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通过建立节能网络、淘汰高耗能设备等措施，确实在为提高环境效益作着贡献。
分领域重点突破
　　
　　5个重点领域仍须加大力度，推广清洁生产工作。
　　
　　从清洁生产法颁布以来，很多企业都在贯彻改进设计、原料替代、综合利用、加强管理、技术改造等方法。但在5个重点领域，赵鹏高认为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工业领域要严抓生态设计、生产审核，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农业领域要尽量减少生产资料投入，减少农药化肥残留的问题；建筑领域要着力建设绿色建筑，特低碳建筑；交通领域要推广科学合理的道路系统设计，要有高效清洁的运输方式和工具；商贸领域要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赵鹏高说。
　　
　　“为了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工信部节能司要组织制定两项国家层面的任务。”郭庭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时说，一个是“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一个是绿色制造实施方案。“在这两个主线里面，清洁生产该如何来扮演重要角色，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要重点考虑的。”
　　
　　赵鹏高认为，发展改革委作为清洁生产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也要将清洁生产真正搬到议事日程上来。
　　
　　“发展改革委目前主要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赵鹏高说。一个是抓紧研究修订《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争取年底发布。“审核办法发布以后要在企业中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通过审核促进企业的清洁生产。”
　　
　　加快签订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平板玻璃等5个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正在征求意见。“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标体系要不断改进，前期几个部门要尽快协调达成一致意见。”据赵鹏高介绍，发展改革委正在与环保部、工信部一起推动这件事。
　　
　　开展清洁生产项目的示范工作，这是针对前几年设立的示范项目，进行技术推广。“工信部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较大，我们要多部门合作，尽力提升清洁生产总体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最后还要加大宣传，提高认识，赵鹏高认为发展多年的清洁生产，整体效果并不是很好，“领导干部的认识确实应该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如果工厂的厂长不重视清洁生产，那是不行的。”
 

　从2014年9月到现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国家宏观层面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简单摘录了一下，包括：
　　
　　1、2014年9月10号，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人人创新、万众创新。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发布；
　　
　　2、2014年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批准正式启动沪港通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沪港通下的股票交易于11月17日开始；
　　
　　3、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4、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
　　
　　5、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6、2015年5月19日，《中国制造2025》正式公布，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到2025年制造强国；到2035年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世界制造强国；
　　
　　7、2015年6月12日，A股指数达到5178点，随后开始大幅下滑，金融体系的健康性广受质疑；
　　
　　8、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出席了签署仪式。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9、2015年8月2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李克强指出，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全局；
　　
　　这些事情，天天在报道，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正是这些事情在左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着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把对节能环保行业影响深远的宏观要素提炼了一下，一共有八个，分别是国家政策、新常态、一带一路、金融崛起、城镇化、公众觉醒、工业4.0和互联网＋，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正在积极影响整个节能环保行业的走向，对于我们每一个企业和在行业内的从业人员来说都非常重要。
 

有“史上最严”之称的新环保法实施已将近一年，日前在山西、安徽、天津等地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环保部门用按日计罚等新手段硬措施查处了一批污染企业，但也有环保部门觉得受到的“夹板气”更多了，在公众高要求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硬任务之间的空间更促狭。与此同时，关乎新环保法“落地”的信息公开，仍有地方无法及时做到甚至有企业故意数据造假等问题，有待引起关注重视。
　　
　　新环保法实施近一年 “上边禁令、下边排污”仍不鲜见
　　
　　据了解，新环保法正式实施11个多月以来，污染问题上“上边禁令、下边排污”的做法，并不鲜见。公益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虽然新环保法在正式实施前有8个多月让企业适应，但不得不承认，企业在实施后大半年里仍然有大量超标排污，新环保法还处在过渡期中。”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是一家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公益组织，该组织开发的“蔚蓝地图(原名污染地图)”和“上市公司排污榜”被视为手机时代最令污染企业的忌惮的曝光台。“从蔚蓝地图和上市公司排污榜的数据来看，新环保法的‘牙齿’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锋利。”马军说。
　　
　　蔚蓝地图上共有全国9000多个企业废水废气污染源，涵盖全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所有省份，数据来源于各省环保部门出布的企业自行监测信息。“目前全国每天大约有三四百家企业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阮清鸳说，截至目前约有四百家企业对污染做出公开说明，但是将近一半的企业“光说不做”，不能按期整改并达标。
　　
　　今年公益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推出“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险排行榜”是我国第一个为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环境责任风险的工具。已公布的41期中，有100多家企业因超标排放上榜，一些上市公司连续一两个月超标排污，“说明新环保法的种种处罚还没打痛污染企业。”阮清鸳说。
　　
　　据悉，通裕重工因关联方山东禹城新园热电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曾连续7次上榜。但不久之后在深交所的互动易平台上，有投资者向通裕重工询问新园热电超标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有何相关举措时，该公司以沉默应对。
　　
　　新环保法的“钢牙利齿”“咬”还是“不咬”？
　　
　　在今年两会期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要让环保法长出“钢牙利爪”。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费改税等工作推进迅速。我国逐步走向环境法治轨道，用法律手段处理环境问题日渐成为常态。
　　
　　同时，政府单一治理走向多元共治、行政治理向更多依靠市场转变，比如排污权交易、脱硫脱硝电价等具体工作得到推进。从投融资的角度来看，政府对水、大气、土壤等的投入毕竟是有限的，但依靠市场手段可以撬动庞大的市场资本来为环境治理做出贡献。
　　
　　新环保法的落实贯彻，在一些地方效果正在显现。10月下旬，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范围内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共400多件，罚款数额达3亿多元。前7个月，全国范围内实施查封、扣押共2065件，实施限产、停产共1347件，移送行政拘留共927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共863件。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因新环保法形势所逼，自身地位反而窘迫起来。“很多人都说执法手段更多更强了，其实，我们感觉到是环保部门所处的夹缝更窄了，”中部省份的一名地方环保局人员无奈地说，很多人以为有了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环保执法新手段，环保部门更硬气了，办法更多能力更强了，其实，环保部门所处的夹缝更小了。因为公众期待因环保法明显提升了，地方领导观念并没改变。两个方面的压力，让环保部门感觉日子更难过了，生怕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领导不高兴的事，“有时候该不该亮出‘牙齿’还真不好说”。
　　
　　新环保法全面落地仍有多道软肋待破题
　　
　　为促进新环保法亮出来的“牙齿”对污染“咬”得更狠、更准，环保专家建议，首先要大力促进环境信息公开，让舆论为环保执法者“坚强后盾”。据悉，目前有些地方的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还未实行公开，甚至一些企业对数据造假。一些环保专家表示，新环保法赋予公民环境监督的权利，群众和环保组织也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困于信息公开不及时，舆论监督成为画饼。而一旦群众可以及时获得准确的环保信息，便可形成“烟囱冒烟、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能有效震慑各类污染排放。特别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依据和第三方参与机制，利用公众的力量盯准每一个污染源，迫使企业遵守环境法规，改善环境质量。
　　
　　更重要的是，切实执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对环保工作推动最大的一项措施。山西省环境监察总队副队长李建宏说，与以前的区域限批、约谈等环保措施相比，往往不能约束到人，但考核不同，随着考核比重地加大，环保对地方官的“乌纱帽”影响越来越大。
　　
　　环境保护部国家环保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李玮说，以前，环保法曾被戏称为“事故法”，只有环境污染事件造成重大事故和社会影响后才会走法律渠道，其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听命当地领导，而他们容易为了GDP而纵容污染，出现重大污染事故后，便用基层执法人员作为追责对象，导致“领导生病，属下吃药”的现象屡现报端。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更多向生态环境倾斜，遏制当地领导的经济冲动。”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所所长赵立欣说，“社会上有句话，污染是大家的，GDP是我个人的。只有考核的指挥棒更多地指向生态环境，才能让地方政府敢于承担环保责任，向污染亮出环保法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