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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发展，作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的支持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环保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CAEC）于2015年联合开启“一带一路与绿色金融系列研究”。作为研究成果，两家机构日前在京联合发布《区域开发机构环境与社会管理框架国际经验研究》报告，指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应借鉴多边开发银行的国际经验，通过绿色金融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指出，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与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正在更加紧密和深入地发展，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对沿线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环境问题也相继显现。
　　
　　为倡导与推动“一带一路”的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区域开发机构环境与社会管理框架国际经验研究》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MDB)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投资领域的相关政策、准则、指导方针和措施进行研究，总结MDB在融资、投资到实施全过程中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经验，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活动和金融合作提供政策借鉴。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庆华说：“‘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多重挑战，加快绿色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的愿望强烈。这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需要采用绿色金融等手段从投融资前段建立引导和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严格控制污染性投资，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
　　
　　报告建议，中国应该建立起完善和相对透明的环境与社会风险信息公开制度；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加入赤道原则等国际现行标准；借鉴多边开发银行经验，推动中国银行与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推动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绿色低碳项目、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投资，并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债券、绿色产业基金等机制。
 

　从今年9月中美共同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到中国气候谈判代表解振华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发言，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在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几成定局。
　　
　　2013年6月18日，我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最新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7个试点累计交易地方配额约4024万吨，成交额约12亿元；累计拍卖配额约1664万吨，成交额约8亿元。
　　
　　但是，这样的交易额对蕴含巨大减排潜力的中国而言还远远不够。
　　
　　据了解，目前，我国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市场比较分散，碳排放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的积极性不足，导致碳排放配额流动性过低、市场交易量较低、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不够。我国在2017年运行全国统一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存在诸多挑战。
　　
　　碳排放需统一核算标准
　　
　　依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碳交易体系的搭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基础排放数据的统计到配套的技术和规则，再到交易管理办法和管理平台的设计。
　　
　　“我们是‘倒金字塔’——先有国家目标、规划和管理办法，再一层层看需要哪些配套，甚至都没有基础数据作为‘金字塔’塔底的支撑。”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说。
　　
　　有媒体报道称，很多城市的能耗数据在经信委，但负责节能减排工作一般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牵头碳交易试点工作的发改委并不能“顺畅”拿到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数据。
　　
　　对企业而言，由于尚未有碳盘查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因此已完成碳盘查的程序难免有瑕疵，尤其是第三方认证机构既做“裁判员”又做“教练员”的现象并不罕见。
　　
　　“关键还是要有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没有这个标准，未来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就会存在诸多隐患。”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宋丽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宋丽颖表示，尽管国际上的碳排放标准较为成熟，但并不适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仍处在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建设的初期，与碳排放核算标准紧密相连的理论体系、计算方法和核算流程尚不成熟。缺乏碳排放核算标准使得企业不乐意配合碳排放的盘查工作，导致碳排放数据库无法建立。此外，多部门管理碳排放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缺乏协调的多部门管理机制，也让作为碳排放主体的企业无所适从。
　　
　　“加快构建统一的、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权交易的扭曲性，不断增强交易主体的稳定预期，从而激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力，进而增大市场交易量，并推动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宋丽颖说。
　　
　　唐人虎则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碳排放核算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以企业的发展和承受能力为依据，加强温室气体的盘查、统计和检测，以完备、真实、准确的碳排放数据建立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一些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多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集中智慧和力量，着重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改革。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真正驱动力。今年以来，我国正着力深化环保领域改革，创新环境治理模式。
　　
　　互联网＋创新环保管理模式
　　
　　2015年，“互联网＋”在全国两会期间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迅速在各个领域和行业发酵，“互联网＋”给中国的政务、产业、乃至公众生活所带来的想像空间，让整个国家和民众为之振奋。“互联网＋”所代表的全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生态变化，也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发展趋势。腾讯公司作为中国用户量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近年来全面拥抱移动化，通过平台开放策略，努力成为实现中国互联网＋变革的连接器和助推器。
　　
　　近年来，雾霾、水质下降等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PM2.5也成了公众衡量城市健康的重要指数，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智能设备的丰富以及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开启一个环境感知与管理的新时代。今年以来，互联网＋在环保领域可谓风头正劲，在政策引导作用下，桑德环境、万邦达等众多环保领域企业开始向互联网＋环保“进军”。
　　
　　“PPP 投融资创新”提升市场集中度
　　
　　近一年来，国家正在大力推广PPP项目，为解决PPP项目投入资金来源问题，银行贷款之外的多种模式正在得到不断尝试，而投融资模式创新能力也将成为未来企业之间竞争力差异的关键所在。
　　
　　从国内趋势来看，财政部、环保部于2015年4月正式发布《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基于“存量为主”（以费价机制透明合理、现金流支撑能力相对较强的存量项目为主；经充分论证的新建项目可采取PPP模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合作模式与推进策略，分类、分批推进）、“突出重点”（率先推进纳入国家重点支持江河湖泊动态名录或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相关资金支持的地区）三条基本原则，未来将鼓励对项目有效整合，打包实施PPP模式，提升整体收益能力，扩展外部效益。
　　
　　而在资金和融资支持方面，水污染防治PPP项目有关财政资金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而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前补助”向“后奖励”转变亦有望保证项目最终治理效果。未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给予特许经营项目差异化信贷支持，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从而与PPP项目构成良好匹配。除了产业内的“平台”趋势外，在大力推广PPP/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创新基础上具备足够竞争力的环保上市公司的“接口”。
　　
　　推行第三方治理模式
　　
　　今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根提出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营造有利的环境以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建立排污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的治污新机制。根据意见，各地将推行排污者付费委托第三方企业治污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措施。近期，甘肃、四川、黑龙江等多个省份纷纷出台政策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政策，以提高当地的污染物治理水平。
　　
　　公众参与破解环保困局
　　
　　9月1日，《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正式实施。这份文件进一步强化公众对企业涉及污染行为监督力度，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于环境监测产业带来极大的提振作用。
　　
　　据环境保护部公布，今年4月，“12369”环保举报热线就受理了群众举报案件达179件；我国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已有几千家，环保参与范围日益扩大。那么，公众如何才能更好地参与环保活动，发挥自己的环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此，环保部印发了《办法》，这是自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首个对环保公众参与做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推动构建环境保护新格局。
　　
　　生态文明首入十三五垂直管理来助阵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随后会议公报全文发布。公报中亮点纷呈，其中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受到普遍关注，生态文明首次列入十大目标，“美丽中国”首次写入规划。
　　
　　绿色发展是永恒话题，环境质量受大众关注。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要求中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还是绿色发展部分的“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新提法、新表达都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成为十八大以来，我国第四个引入“省以下垂直管理”的领域。垂直管理是环保界长期呼吁、盼望的环保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将对环境质量提升产生直接作用。但同时，新的管理体制需要诸多变革，不少难题还有待破解，中国环保正在迎来一场重要的体制改革。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环保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呼唤改革、投身改革、见证改革，用一点一滴的努力推动环保改革实践，在改革的浪潮中昂扬奋进。
 

“2014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1.5万亿元，从业人员2000万人，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弃物和再生资源近2.5亿吨，与利用原生资源相比，节能近2亿吨标准煤，减少废水排放90亿吨，减少固体废物排放11.5亿吨。”在日前召开的2015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赵家荣介绍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我国未来5年的发展勾画了新的蓝图。共话“十三五”、共商绿色化背景下的循环经济发展成为该论坛的主题。
　　
　　“绿色化，本质上要求提高布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绿色化程度”，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从发展的全过程解决资源浪费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现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推进绿色化，循环经济大有可为。
　　
　　经过近10年发展，循环经济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13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为137.6%，比2005年提高了37.6个百分点。“十二五”前4年，我国资源产出率提高10%左右，单位GDP能耗下降13.4%，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4%。与此同时，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在清洁生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开发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一些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迅速实现产业化。
　　
　　如何在制造业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认为，最重要靠技术进步，“我们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绿色制造工程的实施方案，从2016年到2020年，顺应国际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力争率先实现中国制造2025绿色发展的目标”。冯飞表示，绿色制造工程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落实制造强国战略、强化绿色发展，围绕制造业资源能源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为中心，以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为重点，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法律标准、绿色监管制度为保证，夯实绿色制造的基础，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发展，实现制造业高效、节能、低碳、循环发展，促进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共融。
　　
　　如何评价绿色发展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说，在绿色导向上，“十三五”要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到循环经济，一是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本身成效的指标体系，比如资源产出率等；二是评价循环经济对经济发展绿色化程度贡献的指标。相关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展。
　　
　　赵家荣表示，发展循环经济催生出的新兴产业，如再制造产业等正显示出巨大发展前景。包括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电动机等零部件再制造，工程机械、机床、煤机、盾构机、医疗器械、手机、复印和打印机等机电产品再制造，目前我国再制造企业已达500家以上，预计实现年产值500亿元至800亿元。此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资源化利用已形成规模。生活垃圾发电产业已有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近几年，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伴随价格和收费、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的深入改革，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将加快形成，催生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学习进行时】
　　
　　在今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如何做好城市工作提出了“六个要”。有专家指出，这“六个要”形成了指导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纲领性框架思路，为“十三五”中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华网“讲习所”日前推出《习近平心中的“城市中国”》，从习近平历次重要讲话和考察中，探寻其心中的“城市中国”。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也正是习近平一直强调的。2013年11月在山东省农科院座谈会上，习近平就直接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现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问题是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带来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对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习近平强调：“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科学规划，杜绝“瞎折腾”】
　　
　　在习近平看来，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涉及面很广，“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要做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规划很重要。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就曾强调：“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好的城市规划应该怎么制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
　　
　　——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了用于指导我国“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可见，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必将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与自然生态环境更趋协调的新局面。
　　
　　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最基础性支撑与体现。小康社会不能简单化为GDP的增长，而体现为一种综合性、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同时，绿色发展是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绿色理念和战略的集合与提升，意味着要长期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努力追求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于绿色发展理念，一方面，需要深入阐明绿色发展话语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之间的关系。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背景略有不同。绿色发展的语境是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学术概念，所指向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所对应或映衬的是少数较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所谓现代化国家、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离不开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严重不平衡与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或架构。正是在上述语境下，与生态主义考量相结合的绿色发展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术语，而且常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代称。换言之，绿色发展概念虽然在现实中越来越具有超越其历史渊源的普适性运用，但是，无论对于绿色发展术语还是话语本身，都需要有历史的视野并持有辩证的理解。
　　
　　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更多是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挑战与应对的主体性认知或概念化。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主要包括四重意蕴：一是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二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生态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是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四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总之，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极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中国绿色发展话语或理论。
　　
　　另一方面，需要更明确强调，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的最主要表征或检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成效。在“十三五”期间及以后，我们要更自觉地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有3方面议题尤为重要。
　　
　　一是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成效。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与体制机制建设，都应转化为国家从更高层面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综合治理能力，也是社会各界与普通民众的综合面对能力。换言之，它所关涉或带动的是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层面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向。
　　
　　对此，必须充分意识到，就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而言，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的创建并不等于相关机构的能力提高，而缺乏更基层组织尤其是民众的能力培养，真正的全国性生态文明体制或制度构架是难以建立或运行的。
　　
　　二是生态环境难题的治理成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简单化为各种具体形式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治理。但同样不可否认，包括大气、水、固体（有毒）废弃物、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将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这意味着，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很难避开上述难题的治理成效来谈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进展。上述难题的治理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效，而且很难由目前的产业结构、政府治理架构、社会群体参与水平等来支撑。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制度创新，都应该首先着眼于这些突出问题的有效应对或解决。
　　
　　三是民众可感知意义上的成效。如何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学界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尽管尚存缺陷和不足，但都有助于从某个视角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但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视角来说，群众的关心、参与以及从中得到的认知、意识和行为水平的提高，将是最基础和关键的方面。这意味着，无论是对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应对，还是对于生态文明愿景的向往，社会（普通）主体的切身感受和参与最为重要，也最根本。
 

空气污染监测备受瞩目
　　
　　一场雾霾猛烈袭来，百姓肺疼，政府头疼，污染监测忙得晕头转向……如果说近日还有哪些话题能与“雾霾”并驾齐驱，非“环境监测”莫属了。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是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支撑。随着国家环境监测技术方法、驱动政策的逐步出台，以及秋冬季连番上演雾霾锁城记，环境监测市场迎来升级、扩容的发展机遇。
　　
　　据央视新闻12月8日援引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环保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等省区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中心进行的会商显示，重污染状况有加重的趋势。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首席预报员刘冰表示：目前除河北北部、山东东部外，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区域仍处于重度至严重污染水平。从预报会商结果看，受不利大气扩散条件和污染物持续累计作用影响，这几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重污染状况仍将持续，并且有加重趋势。从10号上午开始，受弱冷空气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北部和东部空气质量有望逐步好转，其它地区空气质量略有好转，但好转程度有限。
　　
　　北京是京津冀的核心一员，也是雾霾“重灾区”。面对连日的污染压迫，北京除了贯穿一直以来“高压”治霾之外，还下定决心“重金”治霾。12月10日上午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将在减少工业污染等四个方面明确84项重点任务，总投资达7700亿元。同时，加强环境监测，在目前北京36个监测点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形成监测网络。
　　
　　2020年全国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全覆盖
　　
　　环境监测行业站上风口
　　
　　实际上，大气污染监测仅是环境监测的一部分，我国环境监测还涵盖了水、土壤等领域。
　　
　　除却蔓延多省的雾霾污染之外，我国近年来还遭遇着“水体污染”、“垃圾围城”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从人类环境和环境科学研究这一意义来说，人类活动影响了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为了生存并追求美好的生存环境，人类从环境调查着手，通过环境监测，积累大量的长期监测数据，查出污染的来源，摸清污染物在传输过程中的分布和变化的规律性；通过开展模拟研究，建立模式，对环境污染的趋势作出预测预报；通过准确地评价环境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或确定控制环境污染的对策。这样往复进行，逐步地改善环境。这一系列活动构成了环境科学的一个研究体系。环境监测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环境监测还与社会科学发生密切联系。一方面环境监测获得的数据用以制订或修改各类环境质量标准，纳入国家或地区的环保法规；另一方面，依法监测，可作为执行环保法规的技术仲裁。环境监测对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加快环境监测已不仅仅是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内容，也是水污染防治和土壤修复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将实行省以下的垂直管理制度，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按此方案，环保部将适度回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到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的全覆盖，以及各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的互联共享。这将为保障监测数据质量、实现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动提供重要支撑。
　　
　　不久前，环境保护部发布《水质阿特拉津的测定气相色谱法》、《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HJ759-2015）等八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贯彻《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环境监测工作。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驱动着环境监测行业的发展。环境监测行业，已然占上了风口。
 

　雾霾频发，电厂超洁净排放加码
　　
　　近期频发的雾霾事件推升大气治污治理的急迫性。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20年前，燃煤电厂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东部、中部地区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此次政策加大了超洁净排放的适用区域，并显著提早了达标时间。大气领域湿法除尘、脱硫脱硝改造需求将更集中爆发。
　　
　　关注大气治理的新热点--清洁煤、清洁能源服务商
　　
　　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煤炭燃烧，其中电厂、燃煤工业锅炉等领域是耗煤量较大的领域。燃煤工业锅炉年耗煤量5-7亿吨，其产能落后、效率低下，在SOx、NOx、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上超过电厂排放。我们预期后期政策必将推动燃煤工业锅炉的节能环保改造，其中清洁煤、清洁能源替代等技术方案最为有效。
　　
　　PPP项目加快签约落，2016年或迎来大规模落地
　　
　　PPP方面，本周山西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多省份召开PPP项目推介会，项目规模分别达到374、2700、5635亿元。其中山西省将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PPP融资支持基金。从近期各地召开的PPP项目推介会的情况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正在提高，PPP项目的签约率正在提升。我们预计在持续的PPP鼓励性政策下，2016年PPP项目将迎来较大规模的签约潮。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力度将较大程度上决定项目落地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