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源视界

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调查资料，我国现有土壤污染耕地面积1.5亿亩，其中污灌污染耕地3250万亩，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及西北、东北一些地区，其分布南方大于北方，而且以重金属污染为主。
　　
　　土壤污染具有积累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
　　
　　1962年，沈阳张士灌区4.2万亩稻田，开始利用沈阳冶炼厂排放的污水和灌渠沿岸的生活污水进行灌溉。1975年在沈阳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前身）与沈阳卫生等部门进行联合调查，监测发现了我国第一个镉污染区。灌区上游稻田含镉高达5毫克/公斤土，而水稻籽实含镉最高达1毫克/公斤米。与此同时，灌区上游居民尿镉、发镉、尿低分子蛋白阳性率和癌症患者及死亡率均高于对照区。而且污染区每年有200万公斤水稻镉超标而不能食用。10多年时间污水灌溉带来重金属在土壤的积累，10多年食用污灌含镉大米而造成当地人群健康的异常，说明重金属在土壤中逐渐积累和对人体的慢性伤害。
　　
　　同样在上世纪60年代初，沈阳抚顺的沈抚灌区10多万亩稻田，利用抚顺石化系统排放的石油污水灌溉，省水省肥提高了产量。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经过十几年的灌溉，灌区稻田中土壤矿物油和致癌物苯并（a）芘大大超过对照区。虽然籽实中的苯并（a）芘含量与清灌区无差别，但灌区上游地下水中矿物油和苯并（a）芘大大超过清灌区，人群癌症发病率也远超过清灌区。
　　
　　一个无机的重金属污染区，一个有机的石油污水灌区，虽然污染性质不同，但都表现出土壤污染共同特征。
　　
　　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开始针对污染土壤防治进行立法，“治”立足于“防”。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土壤污染主要是重金属污染。日本、美国主要采取土壤蒸发提取、异位固化、离场焚烧等方法。技术虽先进，但投资巨大。而英国、德国、加拿大等主要采取原位生物处理和异位生物处理方法，其趋向以生物处理为主。
　　
　　与国外土壤污染治理相比，中国土壤污染面积大，分布广，有机无机污染种类多，污染重。且中国目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富裕。所以中国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必须采用实用、经济、有效、方便群众参与的中国自己的修复和治理道路。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因受到土壤类型，土壤自身性质，包括质地、酸碱度、有机质、氧化还原电位、微生物等影响，同时也受到外界因素，包括污染类型、地形、外来水质（酸碱度、污染物含量等）、气候、作物种类等影响，土壤污染就会有轻重缓急、作物生长好坏、作物对污染物吸收难易之区别。因此在土壤污染的治理上，应该根据土壤类型、污染物种类、土壤性质、污染程度、修复难易、治理成本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采用化学、物理、生物等综合治理措施。
　　
　　对污染土地的利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城建则城建，并非哪一种治理方法或哪一种用地方式是唯一的方法。现在国际上也力主采用综合治理和综合利用方法。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的科研人员，在张士镉污染区采取了控制镉污染源污水排放和灌渠沿岸化工厂含酸废水排放的措施；与当地农民一起采用化学方法进行防治水稻镉污染试验，降低水稻对土壤中镉的吸收；在污染土壤种植能源高梁制取酒精；重污染稻田改作苗圃，栽种林木净化土壤等等。这一系列治理措施，为我国首个镉污染区的修复与治理取得了宝贵经验。
　　
　　当前，鉴于国内城市建设和城市居民对林木、苗木、花卉的大量需求，将污染土地改为林木、苗木、花卉基地，不失为一种改造、净化污染土壤的良策之一。但是，在沈阳张士灌区微酸性草甸棕壤的污染农田，即便后来停止向灌区排放含镉污水，施行清水灌溉，仍然使土壤中镉溶出而被水稻吸收，造成水稻镉污染，给镉污染防治带来难度。
　　
　　上世纪90年代中和本世纪初，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在沈抚灌区开展了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和治理研究，以化学、物理、生物等联合技术，固定化微生物降解石油和多环芳烃取得良好效果。这些成果先后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奖。
　　
　　上世纪8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张士镉污染区和沈抚污灌区先后开发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及新城区，我们的试验也告一段落。但对重金属污染和石油污染土壤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任重道远。
　　
 

工业园区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之一，有专家认为，中国工业经济已逐步形成园区化发展模式。工信部将于近期出台的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要求构建以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为重点的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然而，近年来，工业园区污染问题频发，所带来的水质、空气等环境问题困扰着包括江苏在内的多个地区。专家指出，处置能力、监管能力跟不上需求是引发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基础，宜以实现园区内危险废物自行消纳和循环利用为目标，整合资源、集中管制。
　　
　　园区污染问题显现
　　
　　据统计，目前，全国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78个，省级以上的工业园区1568个，尤其以东部发达省份居多，例如江苏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27个，省级工业园区154个，其中化工园区58个。江苏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市级、县级和乡镇工业园区、集中区、片区。
　　
　　“新建工业项目必须入园进区，有污染企业逐步搬迁进入园区，园区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涂勇指出，随着我国园区数量增加、园区规划不断完善，污染企业逐渐集中在园区内，污染控制的重点逐步向园区转移。
　　
　　据江苏省环保厅统计，2014年，江苏省危险废物总量240万吨，全省化工园区危险废物产生量占全省危废总量的一半以上，是危险废物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危废物中，废酸、废碱、残渣、农药废物等性质复杂、较难处理的化工废水占比超过总量的一半。
　　
　　近年来，园区污染问题频发，已威胁到周边居民健康安全。以江苏为例，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在泰州市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内从事化工产品生产的常隆、锦汇、富安、施美康、申龙、臻庆等6家公司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主体偷排进泰兴市泰运河、泰州市高港区古马干河的废酸多达2.5万吨，致水体严重污染。2014年，该案终审判决6家化工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6亿余元，创全国环境公益诉讼赔偿金额之最。然而，环境污染已经造成损失的却难以挽回。
　　
　　从江苏盐城、南通、连云港等江苏沿海城市的化工园区了解到，目前化工园区里的部分企业产业层次较低，污染治理难度很大。“个别化工园区在建园初期，急于追求经济发展，部分企业利用园区条件差、发展慢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建设生产规模小、生产工艺落后、污染相对严重、治理难度很大的项目，造成局部地区污染物总量失控、环境污染较重。”连云港市化工园区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处置监管能力跟不上
　　
　　业内人士指出，园区污染问题屡禁不止，与园区危废处置能力较低、园区管理部门监管较为粗放、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足等因素有关。
　　
　　利用处置能力跟不上产废市场需求。业内人士表示，大量需焚烧填埋危险废物因处置能力匮乏，超期超量储存；而大量危险废物因缺乏综合利用技术，占用焚烧填埋资源。
　　
　　江苏省固管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企业内部危废暂存库普遍存在仓储能力不足、未密闭、未分类贮存、废弃未收集处理、地面未做防腐防渗等问题。“部分园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处置能力缺口较大，已有设施处置负荷不足，以副产品名义转移的废盐、废溶剂在部分园区普遍存在。”
　　
　　监管能力跟不上精细化管理要求。化工园区所面对的危废物面大量广，《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有49大类400多种，《医疗废物分类名录》有5大类18种。江苏省固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产废单位多达万余家，基本都属于省级监管重点源，管理名目多、要求高，管理部门很难兼顾。
　　
　　海门灵甸工业集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片区虽然成立了环保分局，但面对全面涉及的整治工作仍然显得人手不足，对待一些VOC气体治理、成分复杂的废水治理的具体过程中，专业能力成为明显短板，不得不完全依靠第三方专业机构，但如何选择和管理第三方机构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此外，危险废物管理依据不足。比如，废物综合利用监管缺乏依据，实际流向存在风险，监管难度大。海门灵甸工业集中区为加强监管，对部分重点企业安装厂界大气监控系统，对VOC气体总量、酸性气体等24小时监测，但对VOC气体总量的排放上限要求没有法律和标准依据，现有的监测数据只能作为监管的参考，不能对企业形成足够的震慑。
　　
　　重视程度跟不上固废管理新常态。地方政府危废处置还没达到治理污水和大气污染的重视程度，对危废处置设施的公益性认识不够，规划选址长期得不到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危废环境管理意识薄弱，企业危废贮存、申报、台账、管理不规范现象较普遍，部分企业甚至偷排偷倒。
　　
　　连云港市化工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进行关停时，不但需要优惠政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县区资金比较困难，很多关停企业只能依靠行政推动，下达死任务来完成面广量大的企业关停。完成关停到位一家企业，从做业主思想工作开始，到原辅材料及产成品处理、债权债务清理、土地、资产等问题要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宜整合资源集中监管
　　
　　针对愈发严峻的工业园区环保压力，业内人士指出，应当主动适应环境保护新形势，在法规政策范围内，以实现园区内危险废物自行消纳和循环利用为目标，探索危险废物管理新模式，将园区视为一家“大企业”，充分依托现有基础条件，整合资源，集中监管。
　　
　　一是应当统一规划。在分析现状及存在问题基础上，结合园区近远期发展规划，制定危险废物处置及管理统一规划，兼顾当前，着眼长远。要摸清底数，了解园区企业公益，危险废物种类以及产生处置现状，园区现有处置能力，梳理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结合近期入驻企业数量、类型及产废情况，合理规划贮存场所、预处理设施，危废处置基础设施。
　　
　　二是应当从源头减量。由末端控制向源头减量转变。目前，焚烧填埋能够处置的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快速增长危废要求。应当对产废量大的行业、企业推行清洁生产，通过工艺技术改造等措施，减少产生量。应当鼓励依法开展自行利用处置，尽量降低企业危废转运量。应当识别危险废物特性，分类处置，比如区分物化污泥和生化污泥。
　　
　　三是鼓励废物综合利用。焚烧填埋存在二次污染问题，对具有可利用价值的废物，优先进行综合利用。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将积极引导具有新型干法水泥窑资源的地方，重点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和工业污泥项目建设。
　　
　　四是规模化整合资源。借鉴园区废水处理模式，对危险废物实行集中预处理和集中利用处置。应根据规划建设园区危险废物预处理中心，或者通过大企业自建、小企业共享的方式，解决园区内危险废物。
　　
　　五是通过政策引导，以目前超期贮存量大的工业污泥、废盐、废活性炭、飞灰等为重点，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培育利用处置企业。选择社会责任感强、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推动专业化、规模化项目建设。
 

　1月12日，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介绍，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考核细颗粒物的六省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4年下降10.4%。
　　
　　面对今年厄尔尼诺现象频发高发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如何保障第一季度空气质量？陈吉宁提出，加强“高架源”污染管控。一季度前完成对国控“高架源”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实时公开监测数据，对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停产整治。同时，环境保护部将按季度向社会公开长期超标的国控企业名单，接受公众监督。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国控“高架源”仍然有一些没有安装在线监控设备，从已公开的国控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来看，仍然有大量超标排放的现象存在。把在线监测数据作为环保执法依据，一些地方已在尝试，但是，前提是要保证数据质量。
　　
　　严格落实污染治理措施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特别是北京作为重点的重点，针对存在的问题、薄弱环节和冬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增加的情况，采取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更加强化的防控手段措施。并提出强化散煤污染控制、机动车管控、工业企业治理、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区域联动机制等五项措施。
　　
　　对此，陈吉宁要求，各地要制定切实可行方案，严格落实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强化措施，用硬措施、硬办法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据了解，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考核细颗粒物的六省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4年下降10.4%，特别是1～10月份，在气象条件与2014年同期相比略有不利的情况下，区域整体下降比例达16.2%。
　　
　　不过，陈吉宁也指出，进入供暖季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出现5次重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除受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也是重要原因。
　　
　　实际上，环保措施落实不够的问题一直存在。2015年12月，环保部在通报2015年环保综合督查结果时就指出，华北地区已完成22个城市（区）的环保综合督查，督查范围涵盖了华北六省（区、市）。综合督查中发现，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县城或乡镇的特色产业或支撑性产业往往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薄弱，加之基层环保工作比较粗放，环保不作为、不到位的现象较为常见，环保监管矛盾大。
　　
　　“高架源”监测不达标停产
　　
　　陈吉宁指出，面对今年厄尔尼诺现象频发高发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更具针对性措施，保障第一季度空气质量。
　　
　　为此，陈吉宁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要切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要强化监测信息共享，加强“高架源”污染管控，要严格机动车监管，要开展大气污染专项执法检查。
　　
　　陈吉宁要求，一季度前完成对国控“高架源”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实时公开监测数据，对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停产整治。强化信息公开，环境保护部将按季度向社会公开长期超标的国控企业名单，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聚焦“散、小、乱、差”企业和“工业大院”，对违法排污和不能限期达标排放的小企业坚决予以取缔。
　　
　　马军认为，依据在线监测数据进行环保执法，会有非常强大的执法力度，相比于此前季度检查而言，在线监测可以每个小时反映排放状况，检查密度明显增大。
　　
　　“最严厉的按日计罚，现在执行得非常少，主要是执行需要有依据，监测非常少的话，没办法按日计罚，在线监测作为依据的话，实际上很多企业是可以被按日计罚的。”马军说。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在尝试将在线监测数据作为环保执法依据，但是，如何保障在线监测数据质量真实性仍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一位专家介绍，在大力整治前，一工业大省在线监测企业近50%超标排放，而同一时期，相邻的工业大省在线监测数据显示该省90%的在线监测企业排放达标，这就让人对监测数据质量存在疑问。
　　
　　马军也建议，环保部借鉴一些地区的有益探索，能够保障较高的在线监测数据质量。
 

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需要全方位转型，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充满彷徨与迷惘，而环保行业这类新兴领域则成为资金流向的热土。从过去一年来环保行业并购数量和金额的猛增趋势来看，该领域越来越有活力，更多的企业和资金正在迈入这一市场。无论是外来企业还是行业内企业，在并购潮之中都需要把握好方向，否则在新一轮的洗牌中有可能会出局。
　　
　　2015年，环保产业最热的词莫过于“并购”。根不完全统计，环保公司并购案例约136起，涉及交易金额超400亿元。而201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88起和225亿元。
　　
　　和2014年相比，2015年环保并购市场更加火爆。环保企业更加有实力横向收购国内同行，龙头企业则看中海外同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越来越多的非环保企业通过并购进军这一“避风港”行业。
　　
　　入场者众，出局者亦增多。中信证券高级分析师王海旭认为，未来三至五年将是环保并购的验证期，那些盲目入场、没有技术和资本能力的企业将在“大洗牌”中出局。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则估计，未来两三年一批新入场的外来企业将死掉。
 

　污水处理厂不运行，终日“晒太阳”的现象让各地环保局长十分糟心，特别是花费很多资金，有些污水厂却不按照规定正常运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长期以来，环境执法人员需要赶到污染现场督查，用眼看或鼻闻，不仅劳动强度大，还效果差，有什么高效手段提升治理水平？
　　
　　近日，由《环境保护》杂志社在北京主办的“中国环境治理”高峰论坛上，来自环境监管一线的政府官员、专家分享了目前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环境“智”理水平的生动案例，令人切实感到我国在加强环境污染监管方面，借助智慧之力能更上一层楼。
　　
　　智能手机实时监控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朱京海介绍说：“辽宁在治理辽河的过程中，2008年—2009年投建了100多个污水处理厂，但收效甚微。于是，我们就向‘数字环保’要能力，2011年开始投入建设数字环保工程，2014年6月相关系统建成后，管理部门和普通百姓都可利用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实时查看每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设施的现场画面，查询污水处理厂的基本资料以及污染物排放的自动监控数据，包括曝气池和出水口的水质，全面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
　　
　　不仅如此，这个系统结合污水处理厂运行工况信息等参数，还会对异常问题进行智能预警，为实施远程诊断提供支撑。实践证明，预警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的结果在逐年接近。
　　
　　该系统以信息化技术助推环保管理模式的转变，节约了执法人力资源和执法成本，提高了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杜绝了污水处理厂的偷停、偷排和超标排污现象。目前辽河流域水质已经达标，摘掉了重污染的帽子。
　　
　　卫星“鸟瞰”精确排查
　　
　　由于我国西部偏远地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有时环保部门的人员督查一两个企业需要跑上一天，因此，采用高科技信息检测手段，如卫星、无人机等，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为环境督查执法收集有力数据助力极大。
　　
　　环保部西北环境督查中心副主任马国林说：“卫星所收集的数据，犹如一个历史档案库，所以我们充分利用卫星的原始数据清查污染大户。比如对陕西龙门地区，督查人员利用环保部卫星中心提供的卫星‘鸟瞰’数据，锁定其中排放冒黑烟的企业，一一调出原始记录并截图，可谓历历在目，当时不开污染治理设备、超标排放的企业都会作为重点督查目标。而且，这种方式还可以利用于对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督查，自然保护区占全国很大的面积，达17%左右，通过卫星、无人机可以从中发现是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可精确到具体哪个地方，便于清查。”
　　
　　大数据预估空气质量
　　
　　“大数据的统计方法强调多样性知识的融合，能够把交通、气象、人口、地理和空气质量融合在一起。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达到监测雾霾现状、预测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状况，以及将来还可追溯雾霾的来源、形成原因等。”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郑宇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他说，就目前而言，在做前两个层面的工作：首先，由于城市各个角落空气质量的差异很大，通过有效站点的监测读数可搞清整个城市空气质量的现状。具体计算分析出1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的细粒度空气质量，为市民精确提示何时有利于开窗通风或关窗、跑步、出行等。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其在实时细粒度分析方面，准确率提高了20%。其次，可预测未来48小时的空气质量。这融合了很多站点的数据、周边300公里范围内其他所有站点空气质量记录，以及自身所在当地的气象状况等。
　　
　　例如，运用北京市区内及六环以外总共约30多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数据，一方面结合现有站点的空气质量的实时和历史数据；另一方面，融合了气象、刮风下雨、交通流量、人口移动性、道路结构（精细到有多少红绿灯）等数据，训练出一些模型，形成一个实用的系统。即使一个地方没有站点，模型也能够依据相关数据，估计出当地的空气质量。
　　
　　2015年，国家环保部信息中心已启用这一系统，在京津冀区域、成都、福建渠道发布信息，另外，在网上或用手机应用APP“小鱼天气”可查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成渝片区等70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的相关信息。
　　
　　诚然，环境污染治理既需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共治的污染治理体系，也需要智慧地采用大数据、卫星、智能手机、无人机及互联网等“利器”找到症结，精准发力治理污染，可谓花小的代价解决大问题。
 

　回首已经挥别的2015年，国家对于环保事业的支持从未停歇，并且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知识普及上都在全力支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环保产业在中国打得火热，甚至有股逆市而上的冲劲。在这样的大发展趋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大浪淘沙中获得前进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才是首要任务。
　　
　　互联网＋环保的建设和应用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亿万民民生，需要锐意进取，周密设计，履行面向现代化、面向民生需要、面向未来的“历史担当”，相信在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下，必将构建出远大宏伟、利国利民的互联网＋环保。
　　
　　随着水污染、雾霾问题的凸显，环境成为近年来两会代表委员和全国公众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移动客户端、云计算、大数据不断拓宽人们的视野。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也去科技领域求解、“看病”。
　　
　　环境领域是一个融合多种环境要素的领域，要全面整体呈现环境问题，尤其需要通过互联网实现环境要素互通共享，从而推动环境问题整体解决。
　　
　　如何开展环境宣教、倾听群众诉求、增进理解信任，一直是环保部门的重要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一议题的价值日渐凸显。
　　
　　从2014年两会开始，纷纷有代表委员提出信息化手段治理环境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上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无论是科技圈、创业圈，还是金融圈、资本圈都掀起一股不可阻挡的互联网洪流。
　　
　　智慧环保已经成为共识，各地各机构也都纷纷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对其进行研究，希望科技可以治理环境污染，还公众一个碧水蓝天的生活。
　　
　　2015年6月1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环评和监测工作”创新大讨论上讲到，大数据、“互联网＋”等智能技术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如今，公众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基于互联网的环境信息发布，很多人手机上都下载了查询PM2.5浓度的应用软件。从2015年起，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现了实时发布全覆盖，所有数据在环保部的网站上都能查询到。
　　
　　此外，环境数据传输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据环保部环境监测司汪志国介绍，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地表水数据、饮用水源地数据、土壤数据等，都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传输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由监测总站负责审核并形成综合报告。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加速行业的发展，更为行业的前行方向勾画出清晰的科技路线。互联网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使得一些低端环保产业面临逐步淘汰，同时，“物流业的发展是成为生态文明背景下经济和消费转型的一场新革命”。有效借力“互联网＋”，本质上是环境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于环境企业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从技术集成的创新到产业模式的创新，“互联网＋”给环保产业带来更广阔的疆域。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互联网＋环保”或许能够成为当今产业潮流中最为夺目的产业之一。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15中国碳市场高峰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表示，我国正在研究低碳发展长期路线图，完善的碳市场是路线图上不可或缺板块。
　　
　　全球能源互联是低碳发展重要方案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工商专题论坛和利马—巴黎行动议程的技术革新论坛时也指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解决能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难题的根本出路，其实质是“特高压电网 智能电网 清洁能源”。
　　
　　本次2015中国碳市场高峰论坛主办方国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张渝表示，在上述背景下举办本次论坛，就是为了更准确把握世界能源发展趋势，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地推动全社会在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方面形成广泛共识，为寻求解决能源、气候、环境问题探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正是看到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对清洁能源的促进作用。可以想象，2050年全球都在使用清洁能源时，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承载着能源瞬间配置的功能，在这张“电力高速路网”上，人类将实现清洁能源全球共享。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既能有效控制碳排放，又能切实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无疑可以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案。
　　
　　完善的碳市场是低碳发展不可或缺板块
　　
　　刚刚参加完巴黎气候大会的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出席本次论坛并做了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已经做出巨大努力，并正在采取更多行动。当前，我国正在研究低碳发展长期路线图，完善的碳市场是路线图上不可或缺的板块。
　　
　　蒋兆理说，碳市场是一个有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机制，通过碳交易制度，给企业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同时又给企业提供灵活的选择。企业可以选择不减排，那就交钱，也可以通过选择减排，而额外获取盈利。不像在行政体制下，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减，有的企业确实没办法减，而有的企业减排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实现的手段比较单一，使得他们在减排方面的积极性也不高。通过碳市场这种方式，发挥各个企业的积极性，我相信国家的绿色目标能很快实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和重要的机制。他希望碳市场高峰论坛的举办，能够进一步凝聚业界共识，加快碳市场的发展，促使社会更快接受“排碳需要付出成本，减碳可以形成收益”的理念。
　　
　　据了解，2013年6月18日，我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此前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曾披露，截至2015年10月底，包括北京、上海等7省市在内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的累计配额公开交易量超过4600万吨，累计成交额超过13亿元人民币。解振华当时说，从实践情况看，碳交易机制对于有效控制碳排放增长、推动地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起到了显著效果。在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上，被纳入7省市碳市场试点的2000多个企事业单位连续保持双降趋势。解振华说，在借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加速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6年，中国将重点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工作，争取尽早出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同时将开展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工作，出台一系列配套规定，为2017年顺利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准备。
　　
　　与会专家认为，全国统一碳市场将是与现有的交易试点完全不同的市场，必将给现行的碳排放交易格局带来巨大改变。
　　
　　记者了解到，上海是我国第二家碳排放交易试点，在探索低碳绿色节能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本次高峰论坛的东道主，上海市发改委秘书长周强在论坛上透露，当前上海已经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并催生了包括审计、中介、第三方核查、合同能源管理等在内的新业态。
　　
　　电力行业是节能低碳减排重要力量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结合我国电力行业发展，在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电力新常态与低碳发展”报告，对我国碳排放现状以及碳市场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报告不仅对工业化、环境、生态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还提出发展要与环境各要素相适应。
　　
　　王志轩认为，当前电力行业面临的主要约束，正从常规三大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向碳减排控制转变。“电力行业应以破解‘碳约束’为统领，建立碳市场机制，进行创新的制度设计，使得电力行业能深入参与碳市场交易，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王志轩建议。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进一步探讨了新形势下电力行业碳减排的市场机制。蒋莉萍认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推动清洁能源优先发电、燃煤机组市场竞争以及用电测的节能减排，这些措施都将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她相信，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碳市场和电力市场将实现同步协调发展。
 

去年底，财政部连发《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的通知》两文，为PPP定下“游戏规则”。仅去年一年财政部共推出“国家级”PPP项目236个，总投资近8400亿元；PPP项目专栏也于去年5月在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上线，各类项目信息一览无余。被视为PPP模式元年的2015，PPP现状究竟如何？哪些PPP项目备受热捧？又有哪些领域项目门可罗雀？
　　
　　社会资本扎堆交通“热土”
　　
　　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第二批PPP推介项目中，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高达5684.525亿元，占据了第二批项目投资总额2.26万亿元的1/4。
　　
　　打开国家发改委网站上的PPP专栏，轨道交通类PPP项目几乎占据了每个省份的大头，北京、杭州、青岛、福州等城市更是将重点定格在该领域。而从社会资本的反响来看，轨道交通项目相对其他类型的项目而言确实更受青睐。
　　
　　运行已久的北京地铁4号线既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首个PPP项目，同时也是运营最成功的项目之一。4号线背后的社会资本——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港地铁”）目前已通过PPP模式参与投资、建设并运营了北京地铁4号线、14号线及16号线，此外，还以委托运营的方式运营管理大兴线。
　　
　　特别是在去年京港洽谈会上，京港地铁正式获得了北京地铁16号线30年运营权。面对北京正在向外推介的北京新机场线和平谷线两大轨道交通PPP项目，京港地铁总经理王绍基更是表示“很感兴趣，会积极参与”。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说，发达地区城市的轨道交通一直都有庞大的客流量作为基础保障，如果不参与土木工程建设的话，手握运营权的公司完全可依靠运营来收回成本。相比于其他类型的PPP项目，轨道交通项目可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回报，自然也就更加吸引社会资本的目光。
　　
　　环保治污类成PPP“新贵”
　　
　　如果说轨道交通类项目是PPP的“老朋友”，那么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环保领域的项目则可称得上是PPP模式中的“新贵”。在业内看来，虽然环保领域的PPP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利润也比较单薄，但治污类PPP项目却能给企业带来比较持续和稳定的收入。
　　
　　从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来看，环保、治污领域的PPP项目地位也在迅速攀升。安徽的一位PPP项目负责人就表示，“我每天都会接到咨询电话，有国企也有央企，尤其对垃圾处置和污水处理比较感兴趣，其他项目咨询的不多”。在他看来，环保类PPP项目逐渐受热捧主要是因为国内的环保企业在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方面的技术比较成熟。
　　
　　据悉，目前国内有许多环保企业都在积极参与PPP项目。就在昨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环境”）才刚刚拿下了辽宁省海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环卫一体化PPP项目。桑德环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空前重视，桑德环境也正在加紧对于环保PPP项目的测评和布局。
　　
　　去年连接中水处理大单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源”）同样也尝到了环保类PPP项目的“甜头”。去年12月4日，碧水源中标乌鲁木齐昆仑环保集团有限公司PPP项目，项目总投资高达26亿元；12月7日，碧水源等四家公司组成联合体又成为贵州兴义水务一体化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总价15亿元。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表示，环保类PPP能脱颖而出其实集合了多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重视、政府扶持，行业发展空间也比较大；二是国内企业在污水处理及垃圾焚烧领域的技术相对成熟；三则是可以带来相对稳定的回报。
　　
　　公共服务类项目频频“遇冷”
　　
　　有人欢喜有人忧。实际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PPP项目中，并不是每个项目都能获得社会资本的青睐。经调查发现，国家发改委网站PPP专栏内标注为公共服务的PPP项目就鲜有人问津，许多甚至已处于搁置状态。
　　
　　公共服务类PPP项目主要涉及医院、医疗服务中心及养老中心的建设，此外还包括一些教育园区和文化园区。河北省唐山市某养老中心项目的负责人说，目前社会资本对于公共服务类的PPP项目了解和接触不多，项目挂上专栏之后鲜有人问津。此外，他还坦言，社会资本想要参与养老PPP项目，需要办理的手续也十分繁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另外一位负责河北省保定市某医院项目的负责人则直截了当地表示，“目前项目没有什么进展”。
　　
　　大多公共服务类项目只是无人问津，而有些公共服务类项目则干脆早已搁置。某老年公寓PPP项目的负责人说，目前，他手中的PPP项目已经暂时搁置，正在等待其他部门接手。不过在他看来，公共服务类项目并没有外界传言的那般“遇冷”，特别是河北十分注重医疗和养老设施的建设，仍然具备吸引社会资本的优势。
　　
　　在业内看来，很多公共服务类项目均属于公益性质，项目本身无法产生经营性收益，需要打包其他项目，在整体上平衡收益。但正因为存在诸多打包条件，因此风险也要比运营类的项目更高，往往也难以取得央企和民资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