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源视界

面对国际化、资本化、互联网＋、生态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环境产业进入到新时代，时空在加速，产业在重构，格局在变化……一方面，中国政府给予了环境产业较高的期望：一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二是担当起环境质量改善的大任。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向中国的环境产业敞开了大门，国际环境资产正在向中国环保企业集中。但同时，环境产业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目前60%的环境治理需求还没有被市场挖掘，在被识别的市场中，20%的需求是供大于求的，20%的需求是被政府错误的配置而扭曲的。
　　
　　在此背景下，环境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将迎来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对环境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需求侧、供给侧、交易侧三个方面进行深度解析，勾勒出环境产业的“十三五”发展蓝图，供产业界参考。
　　
　　需求侧——真需求时代
　　
　　环境产业的需求侧，是指环境治理服务的需求方，也是环境产业的甲方，包括地方政府以及排污企业。
　　
　　过去三十年，环境产业经历了设备制造时代—工程服务时代—投资运营服务时代。但环境产业的配置方式一直不是完全按市场配置，而是由政府配置。业内人士认为，“十三五”期间，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环境产业将进入真需求时代，环境产业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被打开，环境治理服务向纵深化发展，大量的环境治理需求将被释放，以水体修复为核心的流域治理、农村环境治理、土壤修复等为代表，环境产业将迎来真产业发展的机会。
　　
　　政策推动效果时代来临
　　
　　众所周知，环境产业是政策敏感性很强的产业。已经发布的新《环境保护法》、“大气十条”、“水十条”，即将发布的“土十条”，陈吉宁部长的屡次发言，以及国家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使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环境治理的目标要面向环境质量的真正改善”。国家的重视、政策的明确，推动产业进入效果时代，环境产业需求也将因此变宽、变真。环境产业由原来的提供末端治理服务，逐步进入到物质能量转换、链接的过程中，越来越像一个新产业的起点。
　　
　　政府角色在转变，甲方趋向理性
　　
　　环境治理的甲方以及国有资产投资方式、PPP的合作方式的改变，加上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基本框架——环境真需求的释放推动产业新供给改革的建立，政府角色在发生大变化，市场化成为必然趋势。政府只需做好统领、制定标准、加强监管，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公共服务则由市场来提供。同时，信息公开、公民环保意识的崛起等，重构了政府、公众、产业的三元关系，产业、公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产业、公众、政府互动的时代，助推了政府环境治理真需求的释放，甲方进入到环境治理的深层次需求时代，趋向理性的面向效果的采购。
　　
　　供给侧——供给时代
　　
　　环境产业的供给侧，是指面向环境治理需求方提供环境治理服务的供给方，也是环境产业的乙方。
　　
　　进入真需求时代的环境产业，势必带来供给侧的改革。环境产业有两条供给线，一条是传统的供给线，也叫大众的供给线，追求质量、性价比、竞争、成本控制等，目前此条供给线存在供大于求、市场错配等问题；另一条是新供给线，所谓新供给，即小众的、细分的，基于客户痛点的供给，这正是环境产业目前所急需建立的新供给线。业内人士认为，“十三五”期间，环境产业很大的一个蓝海市场将产生在新供给的细分领域。初步判断，将释放出约1万亿的创新市场空间，若按20亿进行市场切割，将会有500个细分领域。寻找500个细分领域是有方法可循的，可称之为三维法，一是服务领域细分，二是用户痛点，三是服务或产品的供给方式。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环保企业而言，首先是要通过创新找到新需求市场，其次要通过资本战略拉开与竞争者的差距。
　　
　　用创新寻找蓝海
　　
　　创新分为四个类型：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价值创新，价值创新也特指商业模式创新，也是创新的最高级别。时空高速转变的时代，技术创新已来不及，模式创新成为环保企业迅速发现市场的重要工具。商业模式是一种以企业价值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交易结构，变革会给企业的商业模式重构带来机会。现在的大部分的资源和价值并不是人的劳动创造的，是自然本来就有的，比如石油，比如说把雾霾吹走的风。而且大部分的价值在社会中是没有主人的。这两点应该是商业模式重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一个好的未来商业模式就是要形成连接点，连接点产生价值。
　　
　　用资本决胜未来
　　
　　大资本时代的来临正影响产业一系列的竞争。一方面，产业正从项目投资时代进入资产重置时代。另一方面，由市场主导的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变局，注册制的展开、股权投资市场催生的并购浪潮，以及产业基金带动险资、社保等低成本资金的大体量进入，都可能会推动环境产业格局的重构。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产业竞争格局中，不可避免要与资本为伍。资本特别看中有未来想象空间的环境公司，如果能被资本所识别，任何产业可以五年后甚至更远的未来，作为资本的起点，参与市场竞争，极大地拉开与对手的距离。
　　
　　交易侧——商业模式时代
　　
　　环境产业的交易侧，特指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基于对产业的研究与认识，E20研究院在发布的《面向未来的环境产业战略地图》中，把目前环境产业的供给方分为五大类：I方阵，环境产业一级开发商；A方阵，重资产环境集团；B方阵，区域环境综合服务集团；C方阵，细分领域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领跑者；D方阵，专业装备制造服务商。
　　
　　早期的环境产业紧随政府的需求发展而起，提供的服务更多是与各种工程相关，可简称为“要素时代”。随着环境治理真需求的释放，效果时代来临，环境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要素时代的环境产业，用不着考虑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就是政企关系，同时，带有一点非理性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效果时代的环境产业，政府的权力将被关进“笼子”里，整个环境产业都将是市场行为，即环保企业的对接界面已经变成了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政企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基本的、价值交换的交易关系，当这种交易关系的规律固化下来即形成了商业模式。因此，业内人士认为，“十三五”期间，环境产业的交易侧将进入基于价值交换的商业模式时代，并将以大企业为中心，形成10-20个产业航母战斗集群。
　　
　　所谓产业航母战斗集群，是指大企业通过控股、参股、联盟/战略合作三种主要方式，联合专业化的中小环保企业建立航母战斗族群，共同面对环境产业的需求方。大企业转型速度慢，虽然有功能，但是很难适应多变的社会。而目前的市场需求导向多变，所以大企业应该用资本和战略，连接更多可以与之互补的小型公司，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战斗族群。所谓大企业，一类是A方阵企业，以北控、首创、光大、杭州锦江等为代表，一类是C方阵中具备核心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的领先企业，以碧水源等为代表，他们基于核心优势互补、核心利益尊重和增量分享的“两核心一增量”基本原则，与C、D方阵企业展开合作。
　　
　　“十三五”产业蓝图——生态化发展格局
　　
　　E20研究院在面向产业发布的《认知中国环境服务业（2015）》中提出：到2020年，环境产业（不含环境友好产品）产值将达到3.7万亿，环境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将达到1.3万亿。虽然环境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将会迎来大发展，但是大部分环保公司生存会非常困难。
　　
　　目前环境领域已存在3-4万家环保企业，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以下的企业占比接近90%。可见，环保企业相对还较弱小。业内人士认为：五年后，80%以上的环保企业会消失，特别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没有价值的公司。形成以环境产业一级开发商（I方阵）为引领，以重资产环境集团（A方阵）和区域环境综合服务集团（B方阵）为拉动，以细分领域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领跑者（C方阵）为纽带，以专业装备制造服务商（D方阵）为基础的环境产业金字塔。
　　
　　产业规模大幅度提升的同时，环境治理企业也将不断壮大。业内人士认为：五年后，在环境治理服务业领域，将会形成5-10家资产规模在1000亿以上的环境产业一级开发商；形成10-20家资产规模在500到1000亿之间的以投资运营为核心的重资产环境服务集团；形成30-50家资产规模在100亿左右的区域环境服务集团；形成100家环境领域的以技术服务为核心的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领跑者，市值在100亿以上。
　　
　　在以水体修复为核心的流域治理领域、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以及土壤修复领域等热点细分领域市场，将会出现2-3家市值在300亿-500亿的优秀企业领跑者；形成100家具备高性能、高标准服务的市值在几十亿级的优秀装备制造服务商；在产业服务业领域，形成1-2家产值在10亿以上、市值在200-300亿，具备企业发展战略服务、品牌服务、信息及传播服务、环境金融服务等综合实力的产业服务业平台型企业。由此，“十三五”环境产业的生态化格局形成。
 

环保部持续向污染宣战，一边曝光企业超标排放，一边严打数据弄虚造假。
　　
　　2016年5月，浙江省绍兴市环保局对绍兴中环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篡改、删除自动监测数据和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处以93万元罚款，两名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浙江省环保厅6月24日通过微信公众号“浙江环保”予以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做法获环保部表扬。7月18日晚，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浙江省环保厅及时向社会公开典型案例查处情况，绍兴市环保局严格执法、规范处罚、有力打击数据弄虚作假，应予以充分肯定并给予公开表扬。“希望全国各级环保部门以浙江省环保厅和绍兴市环保局为榜样，依法、规范、文明执法，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不断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为改善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就在做出这次表态的4天前，环保部还通报了2016年上半年8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案例，并要求各地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违法行为，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
　　
　　7月18日晚，环保部环境监察局排污收费管理处处长杨子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述两起通报是对两个月前，环保部首次按季度公布严重超标排放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黑名单”后，承诺要严打数据弄虚作假并向社会公布的一个兑现。
　　
　　“这两个通报是一件事的两面：打假有力的（环保部门）要表扬，弄虚作假的（企业）要搞臭。”杨子江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2016年5月20日，环保部首次基于在线数据，按季度对外公布了严重超标排放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共涉及19省（区）的95家企业。这些企业中，不乏中石油、华电、中石化等央企下属企业，他们每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有效日均数据超标率都在80%以上。
　　
　　5月30日，杨子江在接受相关媒体专访时表示，为保证这份“黑名单”“打得准”，环保部用了十多年做基础性工作，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物联网——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目前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的传输率和有效率，已基本保持在90%以上。
　　
　　但仍有部分企业铤而走险。杨子江表示，对现场监督检查发现的排污单位或运营单位篡改、伪造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的行为，会严肃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两个月后，环保部兑现承诺，通报了今年上半年8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案例，并表扬浙江省环保厅和绍兴市环保局严打数据造假的做法。
　　
　　“作假本身要打，超标也要打，企业不能靠作假逃避打击。”杨子江说，根据5月30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的有关规定，环保部将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生产、销售、运维的厂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让弄虚作假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近日，《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高规格发布，明确要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这两份文件对化解PPP模式现存问题将产生多大作用？
　　
　　地方政府信用成为政策关注重点
　　
　　政策明确将PPP支出纳入预算管理，如地方政府不履约，上级财政直接从相关资金中代扣并支付
　　
　　围绕PPP项目，相关政策陆续推出，使地方政府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价和项目识别评估得到完善。而随着PPP项目支出被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地方政府的履约行为也逐渐受到约束。
　　
　　最受关注的政策文件仍然是2015年4月财政部印发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将PPP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规范不顾实际财力、盲目上PPP项目的地方政府。
　　
　　按照《指引》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比例，并报财政部备案，同时对外公布。
　　
　　有业内人士分析，PPP项目占公共预算比例不超过10%，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比之前《指引（征求意见稿）》规定的5%比例有所提高，给了各地政府一定的裁量权。
　　
　　目前，PPP相关操作指导性文件基本系统化，PPP运作的基本规范性文件逐渐成型。财政部正在其PPP示范项目中，实践这些政策规定，并通过建立基金库等方式，推动更多项目落地。
　　
　　有媒体报道，《PPP项目财政管理办法》本月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地方政府不履约时的扣款机制和将PPP支出纳入预算管理，以保障PPP项目合同中的地方政府履约能力，解决地方政府信用问题，让社会资本减少对政府信用心存芥蒂。
　　
　　据了解，《办法》要求每年7月底之前，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当年PPP项目合同约定，结合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支出绩效评价结构等，预算下一年度应纳入预算的PPP项目收支数额。
　　
　　同时，上级财政部门应当督促下级财政部门严格履行PPP合同。没有及时足额向社会资本支付政府付费或者提供补贴的，按照合同约定依法办理。经法院判决后仍不执行的，由上级财政直接从相关资金中代扣，并支付至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
　　
　　“《办法》对地方政府PPP项目支付的约束，利好契约精神建设，直击目前痛点。“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这一认为。但他强调，不要将对支付约束变成PPP的刚性兑付，项目前期是否跟上、后面绩效考核是否到位，都应务实地与支付约束相结合，否则可能加剧地方债务的扩大。
　　
　　引导社会资本良性发展
　　
　　PPP模式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可以期待程序公平；政策对企业投资趋宽，而对政府投资趋严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不久前发布《关于促进环保行业民间投资的建议》，指出我国目前民间投资下滑严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来，占投资额六成以上的民间投资突然失速，从同比增长10%，一路下滑到2.8%。
　　
　　而在PPP项目中，不少业内人士反映，“国进民退“现象有趋于严重的态势。据广发证券分析，国企正成为PPP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国企在订单获取、项目融资、项目落地等多角度竞争优势显著，尤其在大型项目上更是如此。
　　
　　“有的项目民间资本想进却进不去，有的项目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民营企业投资收益，民间资本因此持币观望。“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此前分析认为，支付机制不健全、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是导致民间投资在环保行业下滑的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办法》中得到体现，其采购条件中规定要依法择优选择合作伙伴，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合作方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依法允许外资企业参与。同时，《办法》对低价竞争和信息公开也高度关注。
　　
　　此前，决策层的不少文件和动作已经说明其关注到了投资“国进民退”、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诚如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其中，重点督查是否存在市场反映的民间资本准入门槛高、困难多、阻力大等问题；以及是否存在民间投资不能享受与其他企业同等的财政补助、土地供应、贷款贴息、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价格等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在PPP等模式各项制度逐步完善的进程中，可以期待程序公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企业自身实力。”薛涛介绍说。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民营企业可以占有PPP项目的一席之地。国企可与民企形成生态合作关系，国企找到有效率的民企参与项目，提升整体的服务，将项目机会和合作共赢最大化，有实力的民企依然会获得PPP项目应得的部分。
　　
　　近日公布的《意见》中，社会资本包括央企、异地国企和民企在内。有分析认为，《意见》以最高规格出台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靠“间接融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走到了尽头。一方面，国企债务率已经很高；另一方面，银行坏账大幅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因此，《意见》提出，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依法持有企业股权的试点，有助于小微企业、创业企业等轻资产企业从银行拓展融资渠道。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世坚认为，《意见》在特许经营和PPP领域释放的重大政策信号。首先，对企业投资趋宽，而对政府投资趋严。对于经营性的特许经营或PPP项目而言，政府方出资可能会趋紧。
　　
　　其次，特许经营和PPP项目比较头疼的融资问题将有望缓解，而信息公开、项目监管等环节则会逐步走上轨道。
　　
　　第三，特许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最大的可能是与政府购买服务并列成为PPP（广义）的两类主要模式，分别适用于不同性质的项目。
 

当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环境保护面临环境改善窗口期、环境压力高位舒缓的机遇，也面临企业效益下滑、治理资金不足、政府环保投入不足、环境监管难度增加的挑战。
　　
　　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环境保护处在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需要在目标导向上实现从污染物总量控制向环境质量改善的转变，在工作重点上实现从污染物的控制增量向削减存量的转变，在管理途径上实现从依靠环境容量向环境流量的转变。
　　
　　“这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治理，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赵华林说。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第三方治理为突破口，把市场机制引入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推行治污集约化、产权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把排污者的直接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把污染治理交给专业化的环境服务公司来完成，可以有效提高治污效率，降低治污成本。
　　
　　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规定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第三方治理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排污企业的委托要求，承担约定的污染治理责任。
　　
　　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的本质是政府打破市场壁垒，将促使过去政府负责的环境治理项目如垃圾、城镇污水治理等转让给民营企业或民间组织，通过政府监管，创造条件让社会资本进入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的投资运营机制。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也态度明确地表示：环保设施采取专业化、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后，治理主体责任不能、不应该也不会发生转移；任何商业合同都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而在实践中，一旦出现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对双方主体责任、连带责任都要依法依规进行追究。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比重占到45%左右，而我国的第三方治理比重较低，尚处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我国有必要创设系列的保障机制，通过制度的力量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迅速发展。
　　
　　不过，我国促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的法律机制并不完善，造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的原动力不足，加之环境保护投入资金额大、周期长、风险高和专业化强的特点，也难以吸引资金、资本市场向环境治理产业进行持续投入。要想让第三方治污这副良药收到奇效，还需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和细节：
　　
　　一方面，要对排污方加以刚性约束，不能认为自己已付费就可以随意排污，而要促使其按照合同要求排污，通过技改降低污染物排放，直至达到清洁化生产标准。
　　
　　另一方面，对于专业化治污的第三方企业，政府要有监督，尽快建立绩效考评标准，根据治污成绩考核，要科学界定第三方治理企业的信用级别，并将其纳入社会诚信体系之中。
　　
　　同时，出台支持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第三方治理良性运作机制。
 

近年来，在政策的带动下，水、气、土等治理市场相继被打开，环保投资有了大幅度提升。同时，随着环境治理的深入，环境服务业成为产业发展重点。但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我国环保领域治理需求仍未得到满足，产业仍不成熟。
　　
　　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近日举办的“2016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记者了解到，我国正在确定“十三五”时期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并且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其中，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全民节水行动计划和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等3个行动计划；工信部相关负责人称，到2020年，绿色制造业产业规模将达10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环保市场投资提升空间大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华称，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环保产业投资将有很大提升。据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市场空间将达17万亿元，其中“土十条”为10万亿元、海绵城市3万亿元、“水十条”为两万亿元、“大气十条”1.7万亿元、地下管廊0.9万亿元。
　　
　　然而，他也表示虽然目前环保投资增速很快，但尚有近70%环保领域治理需求未得到满足，其中“土十条”投资需求最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环保市场投资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元～5400亿元，逆国民经济疲软之势而涨潮。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其中，在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的推动下，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增长17.9%，相关产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观点认为，2016上半年局势已定，如果下半年环环保市场投资继续保持稳定增长，2016年将成为环保投资总额首度突破万亿的年份。对此，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下发，2016年乃至“十三五”期间将成为环保产业发展的黄金期，烟气治理、土壤和环境监测等子行业景气度将提升。
　　
　　环境服务业迎来发展春天
　　
　　超过万亿能否代表产业已经成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巡视员胥树凡表示，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市场仍存在很多挑战，如融资难、融资贵，部分领域、技术和服务模式不成熟，市场不规范、诚信度低、竞争不公平等，以及经济下行对环保支付能力的影响等。
　　
　　“实际上，我国目前不少政策已经着力解决环保产业市场存在的问题。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把政策转变成可操作、可实施、可考核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引导和规范本地区环保产业发展，是各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他建议，随着各路资本声势浩大地进入环保市场，企业也要通过技术先进、服务和资本优势等3方面提高在环保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而环境服务也可能成为企业在市场中“突围”的一个重要领域。文一波表示，在监管趋严、产业规模大扩容、资本驱动等多重因素下，环境服务业也进入了新阶段。今年环境服务业行业收入约7628亿元，到“十三五”末期则将增长至2.3万亿元。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笠钧则判断认为，作为环保产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服务业的春天来了。他举例说明，以美国为例，环境服务业是其子行业中占比最大的一项，高达52%，收入超过160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逊色许多，2007年我国环境服务业占比5.7%，收入仅为美国的4.5%。
　　
　　因此，随着环保治理工作的推进，环保产业市场的成熟，“前端预防”将逐步取代“末端治理”，外加越做越大的产业规模、越来越严的监管态势以及越来越多资本驱动，环境服务业的占比将有十分可观的提升空间。
 

工信部印发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提出，以汽车、电子电器、通信、机械、大型成套装备等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绿色供应链标准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支撑，带动上游零部件或元器件供应商和下游回收处理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践行环境保护责任，构建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涵盖采购、生产、营销、回收、物流等环节的绿色供应链。
　　
　　在近日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联合举办的2016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论坛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资源综合利用处处长王文远指出，将按照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坚持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重点推进绿色供应链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及试点企业创建，引导企业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理念贯穿到企业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废弃产品回收处理全过程，发挥核心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协调与协作，建立企业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大型企业率先实行
　　
　　“绿色供应链是一个追求经济和环境相平衡的供应链管理方式。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消费、采购力量，产生市场机制传导效应，对产品设计、原材料、生产、消费到废物回收环节全过程提出绿色要求，推动供应链上下游提高能效和环境绩效。”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指出，绿色供应链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管理手段，其优势就是利用市场力量扼住企业命脉。
　　
　　“中小制造企业的市场供给对象，往往是下游大型制造企业和大型网络或实体零售商，这些大企业和零售商是整个供销市场上的关键少数，他们的采购行为和采购导向直接决定了整个供应链的质量，通过市场机制对供给侧产生巨大影响。”周国梅表示，在下游大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后，上游小企业违法污染环境不仅要面临环保部门的处罚，还将失去市场份额，直接被市场淘汰。
　　
　　目前，绿色供应链作为新型的管理模式，已被许多大型跨国企业率先采用，如沃尔玛、通用、华为等都在全球主动推广绿色供应链管理，树立绿色企业形象。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介绍，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主动找上门，希望IPE能够帮助提供其国内供应商的环境信息。
　　
　　“目前，国内企业比如华为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可与世界级优秀企业比肩。”马军表示，国内IT、纺织等行业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也都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队伍中。比如近期包括朗诗、万科等在内的48家房地产及关联企业宣布加入“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中。
　　
　　试点城市积极探索
　　
　　近几年，绿色供应链的理念已逐步融入国家相关政策中。
　　
　　2014年颁布的《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提出，要通过绿色采购鼓励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制度，并提出建立“黑名单”和“绿名单”制度，建议企业避免采购“黑名单”中的产品，包括被列入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等。供应商被评定为环保诚信企业或者环保良好企业的，进入“绿名单”，对其产品可优先选购；对于被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的供应商，避免采购其产品。
　　
　　2015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境保护部还研究制定了《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鼓励行业领跑者实施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注重产品环境友好设计，采用高效的清洁生产技术，实现全生命周期污染排放较低，达到国际先进清洁生产水平。
　　
　　2014年第二十二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布的《北京宣言》提出，同意建设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的重要倡议，支持天津、上海、广东省东莞等城市相继进行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为此，天津市把政府绿色采购，发展绿色建筑、绿色住宅、绿色钢铁生产和于家堡绿色商品服务示范区作为第一批示范项目，颁布了《天津市绿色供应链产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成立了中国首个绿色供应链管理市场化综合服务平台——天津低碳发展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为进一步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综合服务。
　　
　　上海市的试点工作则以企业为主导，通过企业自愿参与、政府提供支持的方式，鼓励汽车、零售业企业开展试点。
　　
　　东莞市制定了《东莞市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方案》，在家具、制鞋、印刷、电子等重点行业率先开展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
　　
　　除了上述城市试点绿色供应链以外，广东省深圳市人居环境委与华为共同设立“深圳市绿色供应链”试点项目。项目以华为为核心企业开展，通过企业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上游几百家电子制造业供给企业环境守法、节能减排和绿色化改造进程。
　　
　　面临哪些问题？
　　
　　目前，绿色供应链管理还处于试点示范阶段，缺乏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准则和绿色供应链产品的认证标准及评价体系，这对有意开展绿色采购的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周国梅表示，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和必要的标识认证机制，大多数企业很难判断供应商的绿色化程度，而供应商对如何满足绿色供应链的采购需求也缺乏了解，亟须出台各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判断标准和评价体系。
　　
　　周国梅还表示，各地探索了绿色采购、绿色财税等众多政策支持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但目前绿色采购只针对绿色产品名录上的商品，其评价基础不能涵盖整个供应链。同时，对于各种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的政府支持政策，普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需要总结融合各地经验，制定推广系统化的一揽子政府支持政策措施建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就必须积极推进一批去产能、去库存的相关产业，而煤炭、石油、化工、钢铁等过去的污染制造大户，理应成为去产能、去库存的重点企业。同时，对一些诸如中车、中建等非环保类的央企，还有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解决环保难题，发展循环经济、生态文明，才可能使其如沐春风。
　　
　　环保行业像是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文一波是一家老牌环保企业董事长，他曾经坦言，在这一产业耕耘久了，就会感到很苦恼。
　　
　　很多人认为，环保产业是政策驱动型产业，凭政策和补贴，就算不能赚得盆满钵满，也能平稳地往前走。而文一波对此并不完全认同。随着产业规模逐步形成，像垃圾焚烧厂这样“治污”的环保企业，如今却成为业内的“排污”主体。其所服务的企业包括煤炭、钢铁企业，这些企业本身都背负极速下行的压力，相关的环保项目更是难做，大型环保企业的压力更大。
　　
　　近年来，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以及循环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以污泥处理为例，过去只要找个地方填埋即可，但现在由于法规、监管措施都很严，做不好不但无钱可挣，还会面临政府、业内的处罚。原来进入的企业，早就将这些弊端分析透彻，而细分企业更是深耕某个单一领域，对这些企业而言，技术虽然成熟，但存在的竞争压力不会因此减轻。
　　
　　无论是大企业转型，还是新企业加入，环保产业的资本优势都会促使它们同台竞争。
　　
　　正是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才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这些投资者只要看中产品的前景，就会帮助环保从业者提升产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融合。
　　
　　“跨界”是环保产业本身的属性之一，很多企业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这一领域。它们的优势在于，其资本和本身所夹带的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决定了它们进入时就保持强势，同时也受到欢迎。新血液的进入，对传统环保企业来说无疑带来了新生力量，因为新进入者会借鉴原有领域的经验，给环保领域带来新的理念和实施方案。
　　
　　跨界的企业中，有一家从过去从事景观建设，到现在开始做危废处理。这家企业的董事长表示，企业转型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也算相近产业的自然转型。
　　
　　企业转型，光有一腔热血还不够。比如东方园林，过去两年每年都要为跨界转型搭上近3亿左右的利润，这种大投入，都是为了“跨界”。
　　
　　实际上，对东方园林来说，城市园林河道底泥的污染物中，有重金属等物质，处理起来有难度。现在他们做了危废处理，知道在工厂处理很便宜，但在当初，要想解决问题，得先建危废处理厂。他们最初整合了包括国内、国际的数家公司及技术，很快将河道从五类水变为了三类水，随后还要进行控藻、控氮、控磷等处理，通过大量生物酶构建微生物系统，恢复水的植物系统和动物系统。整个水的生态系统解决了以后，景观美化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环保产业的坚守者和跨界者，有着不同的心路历程。坚守者更注重企业的生存，而跨界者则希望通过环保领域的资源，提升、改变自己在固有行业面临的窘境。
　　
　　无论如何，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将带领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
 

2016年7月9日，河北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北区3座高炉和3座转炉开始拆除。而早在3月底，这个总产能超过100万吨的钢企已经停产。家住附近的刘卓怀说，钢厂停产后，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天上不再飘黑铁颗粒了。
　　
　　还是在7月，环保部和河北省共同公布了河北省环保督察反馈整改方案，“2016年第一批安排压减炼铁产能1077万吨、炼钢产能820万吨”的内容赫然在列。
　　
　　环保督察是强化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组首站进驻的省份，河北省今年以来按照边督边改要求，严查严处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案件，并向社会公开。目前31批2856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办结，关停取缔非法企业200家，拘留123人，行政约谈65人，通报批评60人，责任追究366人。河北省有关部门表示，要以本次督察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制定更加精准务实的整改措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坚决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
　　
　　绿色发展有力有序
　　
　　中央环保督察的扎实推进是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领域改革。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后，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1＋6”改革方案，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框架。每一项举措都明确了时间表，每一项任务都确定了责任单位。环保督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水等一系列行动有力有序有效展开。
　　
　　近日，浙江绍兴市环保局首开环保部门向环境损害责任者发起赔偿的先河，要求浙江乐祥铝业有限公司赔偿环境损害68.8万元。这是绍兴市作为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试点，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赔偿磋商、司法衔接、赔偿金管理和生态修复等五个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的成果。
　　
　　2016年3月，浙江绍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检查发现，位于绍兴袍江工业区的浙江乐祥铝业有限公司厂区西侧围墙外有排放口，大量呈较强酸性的淡黄色废水从河道水面下的排放口涌出，进入运河水域。发现这一情况后，绍兴市环保局对公司进行了查封，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启动了对此次水污染事件的环境损害赔偿程序。
　　
　　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今明两年先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通过试点逐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从2018年开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在全国试行。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成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基础和依据，而这也将成为地方破除唯GDP论，激励领导干部长效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依照《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浙江省湖州市、湖南省娄底市、贵州省赤水市、陕西省延安市正在开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根据试点经验，2018年底前，将编制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自然资源统计调查制度，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打好基础。
　　
　　理念引领实践创新
　　
　　“政府每年给每个人补贴1.2万元，我家有5口人，一年就有6万元。”深圳大鹏新区碧洲村村民戴剑光说。像戴剑光一样，只要是大鹏新区原来的居民，都可以获得同样的补贴。而这得益于广东省深圳市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大鹏新区地处深圳东南部的大鹏半岛，是深圳市生态保护面积最大、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被誉为深圳的“生态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一直对大鹏半岛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严格限制这一区域的开发建设。“而生态补偿是用经济手段调节市民利益关系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王京东说。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举措落地，已成为各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四川，6月1日起，刚刚被纳入四川“三江”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嘉陵江首试新政：若水质超标，上游市县掏钱补偿下游；若水质改善，下游则奖补上游。这个涉及19个市州的升级版生态补偿办法，正是“川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内蒙古，耕地红线划定在盟市层面有序推进；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指标）被分解到盟市、旗县；基本草原红线已完成划定；林业“四条红线”（林地和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红线）划定工作全面启动，制定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总体方案》，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大胆先行先试，绿色富区、绿色惠民的文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在贵州，从“GDP挂帅”到“环保问政”，再到“绿色政绩”，在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上步步紧逼，不断调整与加压，为生态文明建设织起了严密保护的“笼子”。他们率先在全国出台了首部省级层面上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率先在全国设置环保法庭并成立省级层面上公检法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专门机构，率先在全国开展第一例由检察机关起诉行政执法机关的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率先在全国出台《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多层次、宽领域推开的各项改革，让生态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生态环保领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落地见效的关键期，任务艰巨繁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必须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时不我待和钉钉子精神，聚精会神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